驚濤駭浪之美確實令人振奮，枚乘的《七發》形容廣陵之濤“疾雷聞百里”，說可以：“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頹濯髮齒。俞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并非虛言。特別是狂濤觸岸時兩者相抗的張力，那種百折不撓的頑強，那種變幻無常的浪花，總是讓人百看不厭。

　　傳說歷史上最著名的三處名潮為青州涌潮、廣陵濤和錢塘潮。清人費餳璜《廣陵濤辯》說：“春秋時，潮盛于山東，漢及六朝盛于廣陵，據說嵇康的《廣陵散》之名，就是為廣陵潮而作，比如清人朱翊清的《埋憂集》中就有這種說法。唐、宋以后，潮盛于浙江。”但酈道元兩度隨父酈范在青州生活過，卻在《水經注》中也沒有提及青州潮。乾隆下江南時對廣陵濤也產生了疑惑，寫了一篇《廣陵濤疆域辯》說：“《七發》之作，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為，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也不顧唐羅隱《錢塘江潮》詩寫得明白：“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剎江邊地欲浮。”弄不清浙江潮與廣陵潮了。

　　東漢的王充《論衡．書虛篇》分析傳說中伍子胥死后被投入江中為濤神：“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于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吳錄》的說法，回答了這個問題：“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于越，而伏劍于山陰，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處焉。”伍子胥被投入的是長江。

　　“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魏文帝曹丕看到廣陵濤，也曾驚嘆：“嗟呼！天所以限南北也。”后人并沒有像王充那樣把潮和濤分得那么清楚。南朝樂府民歌《長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洶涌的濤變已經變成有點婉約的潮了。檀道濟任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也“多出海陵觀濤”；隋初孫萬壽的《和張丞奉詔于江都望京口詩》還說：“回道觀濤處，極望滄海湄。”但它到了唐朝就隨著長江入海口的東移開始衰微了。李白的《送當涂趙少府赴長蘆》說：“我來揚都市，送客回輕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廣陵潮。”到了李紳筆下則為：“潮水舊通揚州郭內，大歷已后，潮信不通。”只能“欲指潮痕問里閭”了；宋人鄭獬說：“若比人間惡風浪，長江風浪本無心”時，廣陵其實已無濤可觀。

　　唐人徐凝的：“浙波只有靈濤在，拜奠青山人不休”；劉禹錫的：“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回”，都是因為“吳人祠子胥山上，因名曰胥山。”杭州的吳山稱胥山，已不是太湖邊的胥山。“錢塘郭里看潮人，直到白頭看不足”，是飽含了對吳越兩國伍子胥、文種忠而被殺的不平之情的，所以要祭祀，要“忠魂與潮汐，萬古不消沉。”

　　《夢粱錄》記載宋人觀潮地是“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潮頭可達桐廬的嚴陵灘頭。白居易說：“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當然，“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而出，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為繁盛，二十日則少稀矣。”這段時間里江岸上下“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就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間也。”皇家、水軍、弄潮兒都來湊熱鬧，成了舉國上下的娛樂狂歡。

　　現在觀潮早已東移到了王國維的故鄉海寧鹽官鎮，曾多次順路經過，觀賞過日潮與晚潮，以及人潮勝過江潮的盛況。雍正帝下旨建的海神廟里，則同時供奉的除了伍子胥，還有射潮的吳越王錢鏐。不過，最令人難忘的卻是平日里的偶然相遇，那濁浪排空的氣勢，也并不一定輸給八月十八。所謂靈魂與自然夢幻似的約會，找到了各得其便的時日。于是我常常流連往返于早晚兩潮的游移之中，靜靜地體會這天地千年不倦的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