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現(xiàn)于敦煌，撰于公元774年的《歷代法寶記》，和唐人的《圓覺經(jīng)大疏鈔》都有達摩與梁武帝會晤的記載。梁武帝曾自負地問達摩，自己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說：“此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批評他的作為僅僅是華麗的空洞。

　　然而達摩是否真的見過梁武帝這個問題卻有了爭議。胡適在《菩提達摩考》和《書菩提達摩考后》兩篇文章中，根據(jù)唐初道宣的《續(xù)高僧傳》中有關(guān)達摩“初達宋境南越”的記載，認為他到達宋境時，梁朝顯然還未建立，所以從時間上來看，菩提達摩不可能與梁武帝有過會晤。而且《續(xù)高僧傳》和《楞伽師資記》作為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卻均未見有梁武帝與菩提達摩晤見的記載，而有記載的則有日本最澄《內(nèi)證佛法相承血脈譜》所引的《傳燈記》；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宋悟明的《聯(lián)燈會要》，但它們的出入太多，近于虛誕，所以他認為不可信。

　　馮友蘭等人則認為“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國南方地區(qū)，是地域概念而非時間概念，從而認為達摩見到梁武帝是可能的。各種記載對于達摩來華的時間都不一樣，那么，從時間跨度上來說，如果說達摩到達“南越”時確實是“宋境”，那么，古人從遙遠的“宋境南越”，用上很長時間走到以后的梁朝的金陵，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要一個人在中國游歷，先了解這里的文化和語言，調(diào)研一下本地佛教的發(fā)展情況，都是必要和要花很多時間的。所以從南朝宋亡的479年，甚至更早一些，到梁武帝502年稱帝，他才從“南越”來到金陵，也是可能的。

　　《楞伽師資記》中禪宗之祖第一，為求那跋陀羅，是《楞伽經(jīng)》之翻譯者，第二，菩提達摩。第三，惠可，一直至神秀為七世。而《高僧傳》說求那跋陀羅是劉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泛海到達廣州的，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然后到了金陵，至公元468年圓寂。而達摩來到了這里的時間《羊城古鈔》的記載是普通元年（520年）；《竺氏家譜》說達摩的二兄功德達奚是在普通七年（526年）來廣州尋他兄弟達摩的，加上《五燈會元》等書的記載，達摩來華的時間，在520年至527年之間，也就是梁武帝普通年間，所以從時間上來看，雖然離劉宋朝已經(jīng)較遠，但達摩家族在廣州經(jīng)商已非止一代，他在這之前已曾經(jīng)來過也是完全可能的。

　　達摩對梁武帝說的圣諦第一義是“廓然無圣”，是要他跳出有、凡、圣的窠臼，但梁武帝還是不明白佛法的無相之說，繼續(xù)問：“對朕者誰？”所以達摩只好說：“不識。”然后渡江北上了。長江岸邊多蘆葦，秋天收割后常常會被垛起來，利用潮水運近岸來。達摩大概就是坐了這種危險易散，而僅容一人的蘆葦筏子過了長江，所以有了“一葦渡江”的傳說。

　　梁武帝對佛教的虔誠，《梁書》等正史上都有記載，他所主持編譯的佛經(jīng)就有數(shù)百卷之多，境內(nèi)修建、供養(yǎng)的佛寺也成百上千。他還頒布《舍道詔》，將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為國教。不少像達摩這樣的外國僧人慕名而來，受到他的熱情接待是可想而知的。見了他們想得到一句“功德無量”的虛贊，也是情理中事，所以他很自然就問“有何功德”了。沒想到達摩的禪學(xué)，已經(jīng)與江南佛學(xué)的玄學(xué)和反對自以為是的刻意“有為之善”的理論相結(jié)合，所以他主張的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那么梁武帝所做的一切，在他眼里自然就是不能提起，也不值一提的了。這與“圣人無功”，“功成不居”都是一個意思，如果如此在意，也就不是自覺、自然的行為了。六祖慧能則直接說：“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shè)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即便是做了多少善事，與內(nèi)心是否確實充實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此，念念不忘自夸的梁武帝，怎么能容忍“并無功德”的評價？于是，他們就自然要“理不契機”談不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