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喪失傾聽的姿態、傾聽的心態，并且從個人心理泛化到了社會心理。酒桌上的杯來盞去，絮絮叨叨，不會有人傾聽；充滿了官話的報告會，也不會有人傾聽。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說：“什么時候，你能與一個老人待上一個下午，饒有興趣地聽完他精彩或不精彩的人生，那說明你已經成熟了。”

　　但你有這樣一個閑散的下午嗎？不是你沒有時間，而是你沒有耐心。正是因為你沒有耐心，所以失去了機會。

　　曾祖母在世時，經常給我講家族史，說曾祖父如何到上海去做生意。那時我準備高考，沒時間聽；后來，我奶奶給我講爺爺在舊政府做事的趣事，講她與越劇表演藝術家徐玉蘭一起上學的故事，那時我在找工作，也沒有時間聽……

　　現在，我想收集一些家族資料，為后人留下點文字，但她們都已隨風而去。

　　傾聽需要一種“空杯”的心態，迎接它，容納它，消化它，記住它。

　　崔永元，搗騰出了一部紀錄片——《我的抗戰》。他花了10年時間，走遍大江南北，采訪了4000多位抗戰親歷者，收集的影音資料長達10萬小時。但遺憾的是，他制作出來的紀錄片電視臺不愿意播，因為這樣的片子“無人傾聽”。

　　小崔曾經非常憤慨，為什么中國的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播出的是搞對象的節目，而在日本卻是嚴肅的紀錄片。我們中國人為什么喜歡這些無厘頭的搞笑劇、穿越劇、荒誕劇，卻不能“傾聽”關于民族的真實故事。

　　這事不能深思，一深思，就會覺得可怕。

　　國學大家陳寅恪說過，中華民族真是奇怪，5000年了，基本上是在混，不過能混5000年真的很偉大，很了不起。著名漢學家顧彬先生曾來杭州講座，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他說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

　　陳寅恪的話，貶中有褒。顧彬的話，就剩下貶了。不要說顧彬先生是“憤青”，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的思想太過于簡單了，我們想得最多的是生存，而不是生存的質量和尊嚴。

　　記不起哪位作家，把金庸先生《鹿鼎記》中的韋小寶視作了中國人的典型，韋小寶是一個“生存至上”的人，他非常平庸，不重情，他的“義”是隨時可以變通的，只要對自己有利，他就會去干。

　　這就是“混”。

　　人們以“混”為樂，不需要清醒，也不需要反思，當下“混”得好，有酒喝，有飯吃，有房住，有份輕松工作，一切OK。

　　顧彬說，生活中你可以貧窮，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買不起房子……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擁有它，一定要守住它，這就是信仰。

　　但如今又有多少人還擁有信仰？我們的所謂信仰，也許就是賺大錢、住大房、開豪車、娶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