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等紅燈的耐性嗎美文

　　前不久，在同濟大學召開的一個“中德道路信號燈研討會”上，有專家指出，紅綠燈間隔時間設計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亂穿馬路的原因之一。行人等待紅燈的忍耐極限，德國人是60秒，英國人是45秒，而中國從來沒有做過相關的測試。

　　在紅燈面前，一個人能“忍耐”多久，不僅僅是一個心理、行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解決交通效率、安全和更人性化的問題，而是反映了一個人性格因素的重要方面。為什么在中國沒有人研究行人等待紅燈時的忍耐極限？這既與中國人認為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關，也與人們的“差不多”性格有關。

　　胡適先生有一篇描述中國人性格的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傳》。“提起此人，人人皆曉，處處聞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縣各村人氏。你一定見過他，一定聽過別人談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口頭禪和行事原則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所以，他會把“千”寫成“十”，不就是一撇的差別嗎？最后他生病本應請姓汪的醫生，卻請了獸醫王先生，因為醫生也是差不多。由于這種差不多，他不治而亡。

　　表面上看，胡適先生是以夸張的形式為中國人畫像，譏諷生活中的馬大哈先生。但細細考量卻指的是許多人性格中的不認真、大概、隨意的痼疾，凡事估摸著辦，不講準確性和精確度，與西方人，如德國人的嚴謹、認真、凡事量化到數字、講究程序等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人的大概和隨意性與西方人的嚴謹和事事處處講精確相比較，最典型的莫過于在小事上的表現。中國人遇到問路，一般的回答是：不遠了。這是一種估摸著的差不多。但如果向德國人問路，他不會先回答你，而是讓你走上幾步，然后他會追上來說，以你現在行走的速度，一直向前10分鐘就到了。顯然，德國人的指路更為精確。

　　有了這兩種國民性格的比較，就能很好理解，為什么英國人能測出他們在紅燈面前的忍耐時間是45秒，德國人的忍耐時間是60秒，由此而設計紅綠燈的時間，而中國人卻沒有這方面的測試，而是靠隨意和大概，實際上就是“差不多”生活態度的另一種反映。在此基礎上，中國路口的紅燈才會有的亮64秒，有的竟然達到126秒。當然，大概和隨意的特性也并非沒有一點好處，在以靠感悟、經驗和個案積累的工作和研究中，尤其是藝術中，也顯得非常重要。但是，在數字化生活的今天，當精確、量化成為人們生活、工作和研究的必需，而且必得以精確和量化才能揭示事物本質和規律的時候，就不得不改變我們的隨意和大概的特性了。

　　不僅僅是紅燈面前應當測試國人的忍耐時間是多少，并精確到以秒為單位，就是生活中的.許許多多地方都需要這種精確的測定，從而在量化和精確的科學基礎上制定政策、設計產品和提出解決的對策。比如，柜員機、銀行的柜臺、超市的收銀臺、計算機啟動、打開網頁要等待多長的時間，才能既有效率又在人的忍耐限度內。還有電話鈴響多少聲接電話、公共場館開多少門才會避免突發事故時因人們耐心不夠造成擁擠的危險等等。又比如，生活中，你聆聽意見和接受批評的耐性是多少，同理，你在給他人提意見和批評他人時，是否知曉對方的耐性是怎樣的程度。掌握這些更有利于緩和矛盾和化解矛盾，和諧地處理問題。這些也是反映一個人是否有寬容的胸襟和豁達性格的大問題。

　　這些問題看似小事，但如果能通過測量和研究，量化到數字來精確地對待，而不是以大概和隨意來設計，就會既有效率和安全，又人性化并讓人們擁有生活和工作的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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