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是山德爾的藝術家朋友。在美國,藝術家是一個寬容度最大的帽子了,戴在誰頭上都合適。所以。一個流浪漢說自己是藝術家,沒有人會奇怪,因為這是很多藝術家的生存狀態。藝術是一回事,如何換成晚餐的面包,又是另外一回事。
佩雷長得高高大大,一點沒有美國中年人常常難免的啤酒肚。他腰板筆挺,坐立都有一股氣撐著的感覺,一反平常美國人很松散的模樣,隱隱覺得他有點軍人架勢。可是一開口,又難掩他富于幻想、迷茫的藝術家氣質。
佩雷當過海軍,山德爾告訴我。
我很奇怪:一個藝術家怎么就想到去當兵?
山德爾講起了佩雷與眾不同的當兵故事。“那是因為一個阿拉伯女孩。”他向我們眨眨眼睛,“女孩是叫葉海婭吧,她想甩了佩雷,可憐的佩雷緊盯不放。于是她就參加梅軍,佩雷就跟著也要去參加海軍,也不想想,海軍那么大,還不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葉海婭當然還是離開了佩雷的生活。可是,佩雷卻已經竭盡全力,說服海軍收下了自己。
進了海軍,山德爾笑著說,藝術家佩雷只能懸在軍艦外面刷編號。外人都以為美國人很放松,美國大兵也一定吊兒郎當,其實軍隊令行禁止,訓練強度大,管理嚴格。佩雷完全不能適應。硬挺了兩年。他覺得自己無論如何熬不到退伍,終于出了個下策:當逃兵。
當逃兵被抓住是要上軍事法庭的,判決根據情節輕重。所以,下這個決心不容易。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佩雷還是感激老朋友山德爾在關鍵時刻幫了他。逃兵如同罪犯般受到通緝。佩雷需要躲躲藏藏,躲躲藏藏的同時還需要謀生。每當他走投無路,路的盡頭總有山德爾在那里,留給他最后一個工作機會。山德爾開著一家飯店。更重要的是,山德爾給了他忠告,兄弟,你要面對現實,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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