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是山德爾的藝術家朋友。在美國，藝術家是一個寬容度最大的帽子了，戴在誰頭上都合適。所以。一個流浪漢說自己是藝術家，沒有人會奇怪，因為這是很多藝術家的生存狀態。藝術是一回事，如何換成晚餐的面包，又是另外一回事。

　　佩雷長得高高大大，一點沒有美國中年人常常難免的啤酒肚。他腰板筆挺，坐立都有一股氣撐著的感覺，一反平常美國人很松散的模樣，隱隱覺得他有點軍人架勢。可是一開口，又難掩他富于幻想、迷茫的藝術家氣質。

　　佩雷當過海軍，山德爾告訴我。

　　我很奇怪：一個藝術家怎么就想到去當兵?

　　山德爾講起了佩雷與眾不同的當兵故事。“那是因為一個阿拉伯女孩。”他向我們眨眨眼睛，“女孩是叫葉海婭吧，她想甩了佩雷，可憐的佩雷緊盯不放。于是她就參加梅軍，佩雷就跟著也要去參加海軍，也不想想，海軍那么大，還不是一個天南，一個地北?”葉海婭當然還是離開了佩雷的生活。可是，佩雷卻已經竭盡全力，說服海軍收下了自己。

　　進了海軍，山德爾笑著說，藝術家佩雷只能懸在軍艦外面刷編號。外人都以為美國人很放松，美國大兵也一定吊兒郎當，其實軍隊令行禁止，訓練強度大，管理嚴格。佩雷完全不能適應。硬挺了兩年。他覺得自己無論如何熬不到退伍，終于出了個下策：當逃兵。

　　當逃兵被抓住是要上軍事法庭的，判決根據情節輕重。所以，下這個決心不容易。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佩雷還是感激老朋友山德爾在關鍵時刻幫了他。逃兵如同罪犯般受到通緝。佩雷需要躲躲藏藏，躲躲藏藏的同時還需要謀生。每當他走投無路，路的盡頭總有山德爾在那里，留給他最后一個工作機會。山德爾開著一家飯店。更重要的是，山德爾給了他忠告，兄弟，你要面對現實，不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