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一向為雅典的民主、法治而自豪的古希臘著名思想家蘇格拉底，卻對雅典當時的劣質民主政治發表了猛烈批評，在他70歲那年被政府逮捕。盡管有見識的公民都為蘇格拉底鳴不平，但被政府煽動起來的狂熱暴民，仍以法律的名義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臨刑的前一夜，老朋友克力來探監，告訴他獄卒已經用錢收買，要他馬上越獄、看到蘇格拉底沉默不語，深知蘇格拉底的老朋友慷慨陳辭：雅典的法律既然沒有公平正義，你何必還要遵守它的法律。時間已經不多了，但蘇格拉底仍在沉思。終于，他對朋友說：“難道逃獄就符合公平正義了嗎？我一向維護“法律至上”，難道因為我被判死刑，我就能對抗法律，就沒有守法的義務了嗎？如果人人都以自己的喜惡去利用法律，玩弄法律，甚至敵視法律，那法律必會土崩瓦解，我們所追求的社會正義也會徹底崩潰。”

　　蘇格拉底發現，自己已經跌入了一個悖論的怪圈：越獄就違背了自己“法律至上”的信念：接受死刑則又與自己追求“法律公平”的信念相左。他就在這個悖論里思來想去，不能自拔。最終，他謝絕了朋友的好意，選擇了死亡。于是，第二天傍晚，蘇格拉底舉起獄卒送來的毒酒，一飲而盡。

　　14年后，雅典人民悲痛地為蘇格拉底平了反，對蘇格拉底的悖論，他的學生們仍在繼續思索，他的學生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反思祖師爺的命運悲劇后，在他的名著《政治學》里對蘇格拉底的悖論作出了解答：真正的法治應有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也成為后世每一個法治國家奉為經典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