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觀天下，巍巍華夏五千，朝代之更替，如日月之交換，繁而雜亂，不易梳理。興亡卻有之軌跡，循而復(fù)始。

　　自三皇起，過五帝至夏，政權(quán)更替多用禪讓。三皇者，不可考也，余乃觀之，有巢、遂人、神農(nóng)乃歷史變化之三個時期也。有巢者，漁獵時期也，遂人者，游牧?xí)r期也，神農(nóng)者，農(nóng)耕時期也。

　　五帝自《史記》世系表述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此皆禪讓而更替行政之權(quán)者矣。禹治水而功，受禪于舜，至此廢禪讓而專世襲，其子啟建而立夏，為中國之第一王朝矣。

　　夏至太康之時，因荒淫而遭有窮氏后羿攛掇，然雖有少康之中興，再至桀時終亡于商。至此定下王朝興衰之變化規(guī)律也。商初而興，至中盤庚而盛，末由帝辛亡于周。

　　周始行封建，分封諸侯于四野，天子擁天下而臨中央。然封建之流弊亦隨周之興亡而暴露之。周自遷都洛邑，國力不負，諸侯亂而相伐。始皇出，天下安，諸侯滅，中國一，統(tǒng)錢字，定軌尺，環(huán)宙宇，歸六合。廢封建而行郡縣，權(quán)歸中央，任命地方，乃天下之大新也。然六國者不安矣，秦之亡，實乃六國者也，封建余孽對峙于集權(quán)新政，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在此，終亡矣。

　　從此之天下，歷朝均有封建，雖集權(quán)于中央，然封建猶陰魂不去，禍國為害不淺。漢之封建，招之七國叛亂，晉之封建，亦八王之亂矣。唐初之封建于子孫，乃出玄門之變，后期之節(jié)度者，離中央而行軍政之權(quán)，實乃與之封建無異。宋雖封建勢弱，仍有趙氏子孫封地為王。蒙古之封建，四汗國并存然其崩解。明時封建，亦出靖難、寧王之亂矣。清之封建三藩，亦是如此，封建荼毒豈非亡國之一罪乎？

　　王朝更替之規(guī)律，無非初期之修養(yǎng)，中期之興盛，末期之衰亡。初期之時，因禍亂戰(zhàn)伐，民不聊生，為促國盛而行休息之策。轉(zhuǎn)至中期，國力強盛，乃興兵擴疆，揚名世外。而至末期，國力財富因中期奢而霍之，故變而匱乏，不得已加賦稅，重徭役，逼民謀起，門閥叛反，再加之邊患外急，內(nèi)外蛀食，遂而亡。

　　漢初用黃老之策修養(yǎng)民本，至武帝時削封建而強集權(quán)，罷百家而尊儒術(shù)，王朝強盛于世，而北拒匈奴，西通西域，南闊疆土，至元帝時，犯強漢者，雖遠誅之，中國國力之強盛，與羅馬、安息、貴霜并舉。然窮兵黷武，耗其國力，終至流民四起，顛覆王朝。流民起義者，乃國之亡之二罪矣。

　　夫觀隋時，合中國，開科舉，鑿運河，游河西，千邦來賀，萬國來朝，卻因好大而喜功，國民生況日下，遭至門閥義起，終二世而亡。盛唐初時休息，至武后、玄宗時盛極于世，然地方勢力之盛強必削中央之實權(quán)，安史一亂，帝國終不復(fù)往，流民又起，遂而亡之。然隋唐之亡，乃至漢之亡，均可歸于藩鎮(zhèn)門閥之禍矣，藩鎮(zhèn)之禍實乃亡國之三罪矣。

　　至宋時，太祖門閥出身，深知藩鎮(zhèn)之弊，從此強集權(quán)，削地方，重文抑武，實文化昌盛，科技輝明，貨幣之興榮，錢財之富足為后世所驚嘆哉。然之武功卻無他見，邊疆烽煙終燒至京都。然宋之軍弱，重文抑武實乃其一，二者乃唐時之民族政策，對邊民之寬容，使之肥沃牧場盡歸游民所有，至宋之時，河西為西夏所據(jù)，無天然牧場馴馬，宋之步兵實難與之騎兵對敵。三者乃燕云十六州之失也，五代之時，燕云之地盡歸契丹，宋雖統(tǒng)一，然燕云未收，攻無天險可據(jù)，退無長城可守，與遼金對峙，實難取勝。四乃遼金夏已與其他游牧有別，其乃建立王朝政權(quán)，與之漢唐時之匈奴、突厥不可同語矣。宋經(jīng)靖康而退居長江以南，利其天險延其國祚，其軍抗擊蒙古之久，又豈可言其武力之差乎？然亡于蒙古乃大勢所歸矣，世界皆為蒙古鐵蹄之顫，何其宋焉？

　　明之立國初者，亦用其修養(yǎng)之策，然其策之稅法，為之后世伏患矣。觀明一朝，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為華夏之功竹難書罄。廢宰相設(shè)內(nèi)閣，促工商，興遠洋，資本之新發(fā)，火器之昌盛亦屬世界之前。然其稅法之誤而亡其國，雖得張居正改革歷變，然不得其解，是為亡明之一矣。明初對峙蒙古，后對峙于滿清，又平倭患，援朝鮮，戰(zhàn)事終無斷矣。戰(zhàn)事勞其民，傷其財，使之民怨，終激而民變，是為亡明之二矣。然一二者，實為相繞著，因其稅務(wù)，國之庫府無充盈之財，因其戰(zhàn)事，損之庫府本不充盈之財，國之為于戰(zhàn)事，必充其餉，然東林之輩所累，礦鹽之商少稅難收，復(fù)征其農(nóng)者，農(nóng)者本無財，刮之民膏必使民變矣。東林之輩，誤國者何其詞也，南遷之議，諾成定案，然中央移至應(yīng)天，國祚仍在，不至軍閥四起，私擁立王而內(nèi)亂紛紛，整頓國事再圖北伐者，收復(fù)之望尤在矣，此乃亡明之三者。末帝崇禎，雖除閹黨，整朝綱，然剛愎自用，生性多疑，頻換內(nèi)閣，喪失民心，斬殺守將，擾亂邊防，終使?jié)M清入關(guān)。觀當(dāng)之氣候，正值冰寒侵襲，農(nóng)耕欠收，游牧外竄。滿清者，金之后裔也，早窺中華久矣，明末國力微衰，內(nèi)亂四起，趁而侵之，入主中原，剃發(fā)易服，臣服漢民。此之為亡明之四矣。

　　然觀之宋明二朝，皆亡于異族外國，雖此時已融而合一，然當(dāng)時卻是如此。異族入侵實乃亡國之四罪也。清之亡者，乃時代變遷，大勢所趨，無奈何他，然仍逃不過息、興、衰三步規(guī)律爾。終觀華夏古史，息、興、衰尤滾滾車輪，無可逃逸。而禍國之四罪者，封建、藩鎮(zhèn)、民變、外敵。此四罪者皆關(guān)乎亡國滅種之禍端，史來有之，必慎重而行之。

　　百年興亡，終不過一屆廢丘，百姓安危，卻如是一葉枯城。王朝興衰貫穿始終，英雄小丑都歸塵土。當(dāng)之讀史，應(yīng)以史為鏡，了知興衰，引之為鑒，杜之安然。此乃史之價之所在也。

　　然國之強，必先民之富，《管子·治國》有云：“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民富國安必可斷其流民變起之罪矣。國富而軍強，重國防，頓軍務(wù)，絕邊患，安國邦，興科技，集智囊，必可斷其外敵入侵之罪矣。強中央，分地方，收兵符，漸民權(quán)，必可斷其封建、藩鎮(zhèn)之罪矣。

　　余望想，吾華夏之威，故必復(fù)現(xiàn)，重回秦之傲骨，漢之雄武，隋之威嚴，唐之世盛，宋之富足，明之剛毅，至?xí)r千邦來賀，萬國來朝，巍巍華夏，永立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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