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曲》和《汴河懷古》的閱讀答案及原文賞析
汴河曲 李益
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
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
汴河懷古 皮日休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教多。
[注]①汴河：即通濟渠，隋煬帝時開挖的大運河的一段。 ②隋家：隋王朝。③水殿龍舟：當年隋煬帝出游時所乘坐的船只。 ④不較多：差不多。
⑴兩首詩都以“汴河”為題材，但所寫的重點不同，抒發的感慨也不同，請作簡要分析。（4分） ⑵這兩首詠史詩的表達方式各有側重，請分別加以說明。
答： (1)李詩重在通過敘寫汴河春色和隋宮的荒廢，抒發了對隋王朝衰亡的感慨（喻傷今之意）。皮詩看似為汴河洗刷“罪名”，實則巧妙地對亡國之君進行了強烈的斥責。 (2)李詩以描寫為主，觸景生情；皮詩以議論為主，欲奪故予，角度獨特。(意思對即可。)
解說：《汴河曲》第一句就是景物描寫，曾經是隋朝宮殿的地方，現已經長滿楊柳，著重表現的是昔盛今衰之情。《汴河懷古》以議論起筆，從通常所說“隋亡為此河”說開，認為隋煬帝南巡，僅就開通大運河而言，他的功勞不次于治水的大禹。
汴河曲 鑒賞
懷古詩多從眼前歷史遺跡起興，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寫歷史滄桑感之中寄寓某種現實感慨。該篇即為典型的詩例。題內“汴河”，指隋煬帝開鑿的通濟渠。指隋煬帝所開的通濟渠的東段，即運河從板渚（今河南滎陽北）到盱眙入淮的一段。當年隋煬帝為了游覽江都，前后動員了百余萬民工鑿通濟渠，沿岸堤上種植柳樹，世稱隋堤。還在汴水之濱建造了豪華的行宮。這條汴河，是隋煬帝窮奢極欲、耗盡民膏，最終自取滅亡的歷史見證。詩人的吊古傷今之情，歷史滄桑之感，就是從眼前這條耗盡民膏，成為亡隋歷史見證的汴河發興的。
開頭兩句以汴水長流與隋宮化塵作鮮明對照。汴水悠悠東流的形象，本來就容易引發對悠悠時間之流的聯想，綴以“無限春”，更使這條流貫無數春秋的汴水，帶上某種象征色彩，而且喚起汴水兩岸春色無限的聯想；而象征著隋代腐朽統治和豪奢生活的隋宮，卻已荒廢頹敗，只剩下斷井頹垣供人憑吊了。兩相比照，正見出自然永恒、人世滄桑、豪華如煙、歷史無情。而隱含在這種歷史滄桑感中的深層意蘊，則正如劉禹錫《金陵五題·臺城》所說：“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
末兩句轉從隋堤楊柳抒發感慨。柳絮春風，飄飛如雪，原是駘蕩春光的標志，但眼前這汴堤楊柳，卻聯結著隋代的興亡，歷史的滄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嘆。當年煬帝沿堤植柳，本為南游裝點風光，到頭來它卻成了荒淫亡國的歷史見證。那隨風飄蕩的楊花，在懷著歷史滄桑感的`詩人眼里，仿佛是隋代豪華消逝的象征（楊花與楊隋構成一種意念上的關系，容易使人產生由彼及此的聯想）。不過更使人感懷不已的，或許是這樣的現實；盡管隋鑒不遠，覆轍在前，但當代統治者卻并沒有人從亡隋歷史中汲取教訓。在“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這種強烈深沉的感傷中，分明隱現著衰頹時世的面影。 懷古與詠史，性質相近易混。但詠史多因事興感，重在寓歷史鑒戒之意；懷古則多因跡起情，重在抒歷史滄桑之慨。前者實而后者虛。將李益這首詩跟題材相近的李商隱《隋宮》七絕略作對照，便不難看出二者的差異。《隋宮》抓住“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這一典型事例，表現南游的奢靡浪費，從而寓含奢淫覆國之戒；《汴河曲》則只就汴水、隋宮、長堤、柳樹等帶有滄桑感的物象虛加點染詠嘆，抒發今昔盛衰之慨，吊古傷今之情。借用杜詩來概括，可謂一則“舉隅見煩費”，一則“引古惜興亡”。
汴河懷古 鑒賞
汴河，亦即通濟渠。隋煬帝時，發河南淮北諸郡民眾，開掘了名為通濟渠的大運河。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黃河，經黃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運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達淮水。故運河主干在汴水一段，習慣上也呼之為汴河。
第一首詩描述了隋煬帝游覽揚州的豪華船隊以及大運河的地理環境，詩中隱含了隋煬帝被部將宇文化及殺死的歷史事實。第二首詩第一句從隋亡于大運河這種論調說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設難，予以批駁。詩中說：很多研究隋朝滅亡原因的人都歸咎于運河，視為一大禍根，然而大運河的開鑿使南北交通顯著改善，對經濟聯系與政治統一有莫大好處，歷史作用深遠。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時間之長；說“千里”，以見因之得益的地域之遼闊；“賴”字則表明其為國計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帶贊許的意味。此句強調大運河的百年大利，一反眾口一辭的論調，使人耳目一新。這就是唐人詠史懷古詩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議論新穎，發人所未發，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卻是不易的。大運河固然有利于后世，皮日休是從兩個不同角度來看開河這件事的。當年運河竣工后，隋煬帝率眾二十萬出游，自己乘坐高達四層的“龍舟”，還有高三層、稱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雜船無數。船只相銜長達三百余里，僅挽大船的人幾近萬數，均著彩服，水陸照亮，所謂“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隱《隋宮》，其奢侈糜費實為史所罕聞。第三句“水殿龍舟事”即指此而言。作者對隋煬帝的批斥是十分明顯的。然而他并不直說。第四句忽然舉出大禹治水的業績來相比，甚至用反詰句式來強調：“共禹論功不較多？”意思就是，論起功績來，煬帝開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嗎？這簡直荒謬離奇，但由于詩人的評論，是以“若無水殿龍舟事”為前提的。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兩者確有可比之處。然而“若無”云云這個假設條件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極盡“水殿龍舟”之侈的煬帝終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相與論功，流芳千古。故作者雖用了翻案法，實際上為大運河洗刷不實的“罪名”，而煬帝的罪反倒更加實際了。這種把歷史上暴虐無道的昏君與傳說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奪故予之法。說煬帝“共禹論功不較多？”似乎是最大恭維獎許，但有“若無水殿龍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徹底的剝奪。“共禹論功”一抬，“不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壓在“水殿龍舟事”上面，對煬帝的批判就更為嚴，譴責更為強烈。這種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發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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