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古籍來說，除書稿完成時有自序、旁人寫的他序之外，往往還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出來的有關于古籍的序跋介紹，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序跋作為一種文體，都是敘述一書作意（包括宗旨、目的或寫作動機等等）的文字，以今人習慣而論，冠于一書之前的稱序或敘，有時也稱作序言、題記、弁言、前言等等；而置于一書之末的稱跋，有時也稱“后序”、“后記”、“題跋”、“跋尾”等等，如李清照《金石錄后序》、文天祥《指南錄后序》等就屬此類。

　　序有作者的自序和旁人的序兩種，跋亦相同。旁人的序一般多出自師友或名家。這種序通常冠以作序者的姓氏，如“趙序”、“錢序”等等，寫序的人并在文末署名。

　　古代的書序不在書前，而是在書后。如《史記》一百三十卷，其最末一卷為《太史公自序》；再如《漢書》一百卷，其最末的《敘傳》，即作者班固的'自序。漢王符著《潛夫論》三十六卷，末卷《敘錄》，即其自序，也在全書之末。直到齊梁之間，劉勰著《文心雕龍》，仍遵循古例，全書最末一篇為《序志》，正是劉勰的自序。

　　在簡冊時代，書籍大都以單篇流行，就是說，那時的書籍，大都是以一篇為一個裝訂單位，取閱不受原著篇目選后次第的限制，故書序在前抑或在后，對人們閱讀并沒有什么影響。但書籍進入冊頁裝訂以后，無論是包背裝還是線裝，篇目的先后次第在裝訂時已經固定，而這種裝訂，又決定了不可能單獨抽出一篇來閱讀，故讀書應當先讀的序言置于全書之末，從閱讀角度說，就已顯得不便，于是人們逐漸改變古例，把一書的序移在了全書之前。如楊雄的《法言》，其“序舊在卷后，司馬公集注，始置之篇首”。（見[ 宋]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四庫全書總目》說，司馬光注釋《法言》時，尚存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秘的注本，并說：《法言》“舊本十三篇之序列于書后，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云新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治學謹嚴的司馬光默認了宋咸的做法，沒有把宋咸錯誤地置于書前的《法言》序移到書后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時書序已普遍在書前的事實，故司馬光尊重了現實。至于李清照、文天祥等特冠以“后序”二字，就更說明，至遲到南宋，序已不再置于書后了。

　　對于古籍來說，除書稿完成時有自序、旁人寫的他序之外，往往還有整理者、刊刻者的序。刊刻者的序極似今日的《出版說明》，這對了解其書的特點及其版本源流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如清阮元《刻< 山海經箋疏> 序》，其中說：郭景純（按即晉人郭璞）注，于訓詁、地理未甚精澈，然晉人之言，已為近古。吳氏《廣注》（按即清人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征引雖博，而失之蕪雜。畢氏（按指清人畢沅）

　　校本，于山川考校甚精，而訂正文字尚多疏略。今郝氏（按即本書作者郝懿行）究心是經，加以箋疏，精而不，博而不濫，粲然畢著，斐然成章，余覽而嘉之，為之刊版以傳……嘉慶十四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這段序文歷述《山海經》的各個注本、校本，評其優劣，要言不繁，一箭中的，甚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序文的寫作年月，對考察古籍的流傳及刊刻情況尤其寶貴。

　　至于跋，明人吳師曾《文體明辨》說：“按題跋者，簡編之后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謂盡矣。其后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于簡末，而總謂之題跋。”序一般是對全書的總體說明，跋一般只是有感而發。跋的內容亦較靈活，或抒情，或考訂，或議論，長短不拘。跋的作用與序大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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