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魯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國民性”問題上。馮驥才在《收獲》上發表的《魯迅的“功”與“過”》中認為，魯迅作品的成功之處即在于獨特的“國民性批判”，“在魯迅之前的文學史上，我們還找不到這種先例”，但這不過是“源自1840年以來西方傳教士”的舶來品，魯迅從中受到了啟發和點撥，卻沒有看到里面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話語。馮驥才進而認為魯迅沒能走出“西方中心主義”和被西方人認作經典的以審丑為主要特征的“東方主義”的磁場。這一度引起了學者們的激烈爭鳴。陳漱渝在《由〈收獲〉風波引發的思考》和《挑戰經典——新時期關于魯迅的幾次論爭》中認為，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形成過程中，的確受到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斯《中國人氣質》一書的影響。然而，“魯迅展示中國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證西方侵略者征服東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種種丑陋的過程中滲透了作家的憂患意識和否定性評價，使讀者在否定性的體驗中獲得審美愉悅。”黃川在《亞瑟·亨·史密斯與東方主義》中重點分析了“東方主義”一詞的含義和史密斯《中國人氣質》一書的詳細情況，指出馮驥才把“東方主義”加之于魯迅的頭上是“輕率的、不科學的”。

　　由論爭引發，對國民性問題的研究被導入了十分廣泛、深刻的領域。對于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淵源，日本學者北岡正子的《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由來》以翔實的史料證實：魯迅留日時期與許壽裳關于國民性的探討，是受到當時弘文學院院長加納治五郎與中國學者楊度關于國民性討論的直接觸動。潘世圣的《關于魯迅的早期論文及改造國民性思想》認為，“青年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問題，其實與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輩思想家如梁啟超以及與他同時代的留日學生有著多樣的聯系，魯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他的時代，他的周邊世界的精神傾向。”王學謙在《精神創傷的升華——“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中指出，幼時的家庭變故使魯迅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直接影響了魯迅人生道路的選擇，并促成了其改造國民性的思想。程致中在《魯迅國民性批判探源》中認為，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單方面的影響，而是多種因素的綜合，包括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影響，西方啟蒙思想的影響，有關國民性的討論的影響，外國人研究中國國民性的著作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痛切反省和刻骨銘心的生命體驗的影響等等。袁盛勇的《國民性批判的困惑》則認為，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種強烈的自省意識，他看到了我們國人的“古老鬼魂中”還有一個“我”，因而，“魯迅的國民性話語是一種自我在場的啟蒙話語……他把自己拽進話語語場的同時，也一并讓讀者沉入其間，在自我反省中殺出一條生路”。尹康莊的《魯迅的民眾觀》指出，魯迅“致力終身的改造國民性思想與實踐的邏輯起點”，是魯迅對民眾的“否定與肯定之間所形成的悖論”。方長安的《魯迅立人思想與日本文化》認為，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是和立人思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深受日本顯性文化與隱性文化亦即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