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在高中時化學和數學都學得很差：我感覺這兩門課都很枯燥和復雜。但是英語也沒能考個好些的分數，就讓我很是失望，因為我喜歡這門課。我本想把英語學得出色一些，結果還是失敗了，這讓父親更加肯定地認為，我的真正才干也許只有在當了裁縫時才會顯露出來。

　　我是父母唯一的兒子，也是最應該繼承父親在新澤西州大洋城的裁縫店的人——那是我父親的祖輩們從拿破侖時代的意大利傳下來的寶貴手藝。我課余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給學校當記者，而且在高中三年級時的成績又下降了，父親就越發堅持讓我把時間花在他的工作間里。他讓我學裁剪和怎樣縫褲腿、開鈕扣孔。

　　他說，當裁縫至少是一個讓我可以活命的“鐵飯碗”，并且重復著我說過的一個愿望：“你不想高中畢業后到巴黎住嗎？”其實我知道，即使到了巴黎，也不過是在我大伯的公寓中的一間客廳里住。大伯在1911年時離開了意大利，在巴黎開著一間紅火的裁縫店，很多名人都是他的顧客，我可以到那里當學徒。

　　但是，我看著父親干活，覺得當裁縫是件無聊、費時而又要求很高的事，父親一針一線地縫著每一件衣服，在縫一件絲綢或毛料衣服時，他要用手指感覺出針的走向。如果他覺得衣服做得不夠完美，還要把它拆了重新做。

　　我從沒想過要當一名裁縫，但每當父親提到巴黎的時候，我還是恭敬地聽著。在有一次我認真地寫了一篇關于《紐約時報》的發行人和元老級人物阿多夫·奧克斯的論文后，父親更是不厭其煩地念叨著我的英語成績——我那篇論文后來只得了個B——。

　　B——不是老師給過我的最低的分數，我得的多數是C，有時甚至是D。有一次在一篇關于《哈姆雷特》的作文中拼錯了莎士比亞的名字后，我甚至得了個F。那位女老師批評我的作文寫得太“啰嗦”而且“拐彎抹角”，有時候她還會用紅墨水給我寫下評語：“語法！語法！語法！”

　　美國沒有哪位裁縫會比我父親更加推崇奧克斯的了。1920年移民至美國后，父親每天都會閱讀《紐約時報》，通過借助詞典，讀報擴大了他的詞匯量。所以每當他因為我沒考好英語而替我失望時，我都會以沒時間讀報來為自己找借口。

　　奧克斯本人就是在沒有老師鼓勵的情況下開始他的事業的——他在上學時也是成績平平，但在后來的生活中顯露出了他的才華。

　　父母和我還有我的妹妹住在我們商店的頂樓里。雖然家里有寬敞的廚房和餐廳，但我的母親是她們那代意大利籍美國人中少數不愿下廚房的一個。相反，她是個事業型女人，一位把老顧客視為最好朋友的商業家。

　　她會在她的女裝店里招待顧客，她經常打發我去雜貨店給她們買汽水、茶或冰激凌，好像這些人就是她家里的客人一樣。她會和她們進行私人交談，從而贏得她們的信心和信任，或早或晚地就能夠說服她們買下大部分她建議的衣服。

　　我母親的服裝店滿足了那些追求品味卻又精打細算的女人的需求，這些人當中有牧師的妻子、銀行家的妻子、橋牌愛好者等等。這是些戴著白手套的女士，她們一邊一件件試著衣服，一邊談論著各自的生活。

　　在我母親優雅舉止的襯托之下，我們的商店在那種時候就如同在上演著脫口秀一樣。我從母親那里學到了很多有用的與人相處之道，這在多年后，當我開始就一些文章和書與作者進行訪談時派上了用場。我知道了，在一個人想解釋自己而又一時難以說清時，永遠不要打斷他們的談話。在那種時刻，人們通常是很坦誠的，他們的停頓或突然改變話題，可能顯示著其中有著令他們尷尬或惱火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在母親的服裝店里跑腿時“偷聽”來的，她們的聲音在其后的幾十年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起父母保持了60多年的融洽關系，以及他們是如何把愛、寬容和很多才華結合在一起時，我明白了，我從他們那里學到的比從課堂或老師那里學到的更多。也正因為有了這些積淀，我才能在后來成為《時代周報》的記者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