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自中國文學理論界終于沖破一元文學觀的藩籬，舉國上下，一片多元論的呼聲。多元，究竟是多少元？可是誰也說不清，有主張三元者，有主張五元者，有主張二十四元者，最多竟開出文學50元的清單[1]。總之，中國文學理論界的觀念性思維，陷于非理性狀態：多元論等于不知有多少元；多元論有似乎等同于多樣性；多元論等于雜亂無章，終于顯示了西方后現代思維的某些特征。這是人類對文學的考察陷于盲目性的結果。其實這些看法并不合文學的事實。為了恢復對文學的理性的考察，上一章的新理性主義的方法論，同樣適合于對文學的把握。老子提出的“三生萬物”說，在文學藝術世界同樣行得通。本章擬通過對中西文論中文學觀念的梳理，揭示出人類文學觀的三元狀態，看能否以由三元論所代表的文學的有序多元論去取代后現代造成了的破碎無序的多元論，從而在文學理論領域重新恢復理性的光輝。

　　第一節 哲理文學與哲理文學觀的存在

　　20世紀文學觀念的混亂，雖然有非理性主義的干擾，同時也是由于過去人類對文學觀的思考未臻精密有關。其中最明顯的事實是古今中外，哲理文學大量存在，但是由于受種種偏見所致，哲理文學觀念卻長期受到質疑，因此，本書將首先為哲理文學正名。

　　一、對哲理文學的爭論與文學哲理化傾向

　　關于文學應當不應當表現哲理的爭論，在發展到針鋒相對、旗幟鮮明的程度。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作為一位現代主義理論家，他旗幟鮮明地倡文學的哲理性。他說：

　　最真的哲學是最偉大的詩人之最好的素材，詩人最后的地位必須由他詩中所表現的哲學以及表現的程度如何來評定。[2]

　　這里明白無誤地宣揚一種哲理的文學觀，也許是艾略特作為詩人的經驗和理想的自然流露，但卻激怒了文學理論家。美國現代學者韋勒克、沃倫在其合著的《文學理論》第十章中寫道：

　　難道一首詩中的哲理愈多，這首詩就愈好嗎？難道可以根據詩歌所吸收當代哲學價值的大小來判斷它的優劣嗎？或者可以根據它在自己所吸收的哲學中表達觀點的深度來判斷它的價值嗎？難道可以根據哲學創見的標準，或者根據它調整傳統思想的程度去判斷詩歌嗎？[3]

　　這一連串的發難，真是氣壯如牛。因為他們的背后，有著一系列的理論大師，都對詩的哲理本質觀，表示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權威是黑格爾，他說：

　　哲學對于藝術家是不必要的，如果藝術家按照哲學的方式去思考，就知識的形式來說，他就是干預到一種正與藝術相對立的事情。[4]

　　這是激烈反對哲理可以入詩的例子。其實，中國古代反對哲理為詩的傾向還更為激烈，矛頭直指宋詩。宋代詩人“以議論為詩”、“以理學為詩”，也并非全無可讀者，而宋詩受到的攻擊更是鋪天蓋地。首先發難者當推南宋文論家嚴羽。他在《滄浪詩話·詩辨》中說：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

　　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

　　嚴羽的對宋代哲理詩的全盤否定，掀起了全面否定宋詩的怒潮。劉克莊在《吳怒齋詩稿跋》中進一步批判道：“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后人多鸚鵡學舌，一片臭罵。如謝在杭在《小草齋詩話》中說：“作詩第一等病是道學，宋時道學諸公，詩無一佳者。”清代王夫之甚至說，“宋人以‘意’為律詩絕句，而詩遂亡！”從此，宋代無詩論甚囂塵上。

　　然而明清之際，反對嚴羽，為哲理詩辯護的思想，亦十分激烈。錢謙益、馮班、葉燮、朱彝尊、毛奇齡、汪師韓等，幾乎群起而攻之。錢謙益罵嚴羽的論調是“涂鼓之毒藥”，馮班稱嚴羽之說為“囈語”。這些人中唯以馮班、葉燮批駁最力。馮班寫道：

　　滄浪云：“不落言荃，不涉理路”。按此二言似是而非，惑人為最。……至于詩者，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但其言微不與常言同耳，安有不落言荃者乎？詩者，諷刺之言也。憑理而發，怨誹者不亂，好色者不淫，故曰“思無邪”。但其理玄，或在文外，與尋常文筆言理者不同，安得不涉理路乎？[5]

　　這里對嚴羽原意的理解，似有不太準確之處，但他將嚴羽反對以哲理為詩的態度，批駁得還是深刻的，主張給哲理詩以一定的地位的做法是旗幟鮮明的。同樣，葉燮也不滿于嚴羽對宋詩的批判。他認為嚴羽的觀點有違于風人之旨，相反，詩中言理，卻可以達到極高的藝術至境。葉燮認為：詩這種東西，雖不能以直接說理的方式去作詩，但卻可以通過含蓄的意象去表達，而且能達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審美極境，它所表現的冥漠恍惚之境，就如老子理想的那種“惟恍惟惚”[6]的大道之美一樣，是人類最高的審美境界。這就從根本上批判了詩中不能言理的謬誤。（葉燮的觀點，讓我們在第四章再詳細論述。）

　　可見中國古代關于哲理文學觀的爭論像西方現代一樣針鋒相對、旗幟鮮明。但是從古到今，從中到外，理論家卻常常無視這種爭論，不愿意深思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爭論，不愿深思哲理文學觀和哲理文學是否是一種合理的存在，不愿意深思文學除表達情感、講述故事之外，究竟是一種幾元性的存在。過去是“反映生活”的一元論簡單化了人類的思維，目前又以多元論的論調遮蔽了事實的真象。因此，弄清關于哲理文學觀的爭論，給曠古之爭一個合理的答案，便成了現代理論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西方現代派藝術的哲理化傾向為我們提供了觀察這一問題的契機。

　　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藝術的哲理化傾向，已被許多理論家揭示。首先，它也是一個被中國理論家反復描述、感同身受的事實。資深學者葉廷芳先生在評論現代派文學傾向時寫道：

　　近一個世紀（指[7]

　　因此他肯定地認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的一個最大特征，是哲學廣泛進入文學，它引起文學形式和審美規范發生很大的變化”[8]。同樣，青年學者劉小楓也發現了這一點，他驚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