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轄權異議民事上訴狀 管轄權異議提出程序

　　民事上訴狀

　　上訴人：XX有限公司，住所地XX市XX縣XX鎮XX。

　　法定代表人：林XX，該公司董事長

　　被上訴人：XX有限公司，住所地XX省XX縣XX路888號。

　　法定代表人：楊XX。

　　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XX有限公司招標投標買賣合同一案，不服XX市XX人民法院(2011)X法民初字第XX號民事裁定書，現提出上訴。

　　請求事項

　　1、請求依法撤銷X市X區人民法院(2011)X法民X初字第X號民事裁定書;

　　2、請求將本案移送XX市XX縣人民法院管轄。

　　事實與理由

　　被上訴人訴上訴人招標投標買賣合同糾紛一案，XX市XX區人民法院予以受理。上訴人在法定期限內向XX市XX區人民法院提出了管轄權異議，要求將該案移送XX市XX縣人民法院管轄。XX市XX區人民法院于20XX年X月XX日(裁定書X月XX日送達上訴人)作出的(2011)X法民初字第XX號民事裁定書，駁回了上訴人的管轄權異議。上訴人認為，裁定書認定事實錯誤，應予撤銷，理由如下：

　　一、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本案應由XX市XX縣法院管轄。

　　我國《合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因合同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本案作為招標投標買賣合同糾紛，招標投標行為都在XX市場進行，XX市場應為合同履行地，該市場地址屬于XX市XX縣XX，因此本案應為XX市XX縣法院管轄。另上訴人住所地為XX市XX縣XX，綜上，本案的管轄權在XX市XX縣人民法院，而不應在XX區人民法院。

　　二、考慮本案的實際情況，將該案移送XX市XX縣人民法院管轄更為合理。

　　本案招標投標行為都在XX市場進行，考慮到本案的實際情況，為了更好的查明案件事實，應將該案移送XX市XX縣法院管轄。

　　綜上，上訴人為維護合法權益，向貴院提出上訴，懇請貴院依法裁決!

　　此致

　　XX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XX有限公司

　　X年X月XX日

　　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時限

　　民事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管轄權異議應當在提交答辯狀期間提出，其時限即為15日。我們從前文的對管轄權異議主體、客體的分析，可知這一規定是不合理的。首先，從法條上看，它存在著邏輯性錯誤，因為管轄權異議的主體包括了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而只有被告才提交答辯狀;其次，這一規定也缺乏靈活性。對此，應當針對不同的主體，制定變通的規定。有學者建議，應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總體上規定當事人應當在案件審理之前或法庭辯論終結前提出管轄權異議，凡中途參加訴訟的當事人，可作特別規定，即他們在接到法院告知其可以提出管轄權異議的正式通知后十日內提出。

　　法院對管轄權異議的處理程序

　　1.法院對管轄權異議案件的審理模式 依據民事訴訟法第127條，當事人提出管轄權異議后，法院應當進行審查，異議成立的，裁定移送至有管轄權的法院，異議不成立的，裁定駁回。這一規定，沒有體現當事人在管轄權異議的審理當中有何權利。在實踐中，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不須開庭審理，而是由法院單方面依據管轄規則進行審查。學者將這種由法院主導的處理管轄權異議的模式稱為行政化模式，當事人缺乏參與管轄權異議解決的場合和機會，法院對此既不進行開庭審理，也不舉行聽證。行政化模式強調法院在解決管轄權異議中的權威作用，帶有極強的行政程序的性質，漠視了當事人的訴權，當事人對管轄權異議處理的結果影響甚微。 行政化處理模式根源于我國的司法傳統，一方面，由于我國的民事訴訟模式為職權主義模式，強調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導地位，賦予了法院較大的職權;另一方面，在“重實體、輕程序”思想的影響下，法院為盡快解決實體爭議，對程序問題的處理往往采取簡化模式，不重視當事人的程序權利。行政化處理模式違背了民事訴訟法的辯論原則，容易造成對當事人訴權的損害。因此，這種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模式應予以改進。 參考國外經驗，在當事人主義國家，如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民事訴訟規則》第12條第3款規定：“對管轄權異議的.申請，對所有當事人都應提供合理機會。”第4款規定：“(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進行聽證并作出決定。”這種審查管轄權異議的模式，學者稱之為附帶訴訟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因當事人提起的管轄權異議被視為一種與本訴相連的附帶訴訟，由法院運用訴訟程序去審理。 相較于我國的行政化模式，附帶訴訟模式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它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權，在雙方當事人參與的場合下，對管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其次，對程序問題運用訴訟程序解決，使程序正義的理念貫穿于整個訴訟當中。因此，建議我國法院在審查當事人提出的管轄權異議時也采取附帶訴訟模式，當然，對管轄權異議的處理程序也要求簡化和迅速，否則會影響本訴的審理。針對不同案件，設置靈活的審理模式，簡單的管轄權異議案件可以在詢問當事人后作出裁定;對于復雜的、關系到實體問題定性的管轄權異議案件，應開庭審理，通過訴訟程序解決。對于不服管轄權異議裁定的上訴案件，因其屬于程序問題，不同于其他上訴案件，對其裁定的延遲，會帶來對整個案件審理延遲的后果，應規定較短的審理期限。

　　法院對管轄權異議案件的審查范圍

　　由于我國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采取行政化的模式，在實踐中引起另外一個爭議比較多的問題，即管轄權異議的審查范圍。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范圍，理論界存在著三種爭議觀點：一是只能進行形式審理，二是應當進行實體審理，三是折衷觀點，以形式審理為主，實體審理為輔。管轄是由案件的糾紛性質決定的，對其性質的界定就成為異議是否成立的關鍵。事實上，案件的性質總是與其內容相連的，單從表面審查，很難保證其準確性。但是，由于我國對異議審查的模式是行政化模式，在沒有開庭審理、也不舉行聽證的情況下，缺少了當事人的參與，法院只能依據異議人提交的異議申請和起訴的相關材料進行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對實體進行審理，其合法性自然會遭到質疑。一旦對實體有所裁判，即會被認為未審先裁，違反了訴訟程序。 對于簡單的案件，只進行形式審理是可以判斷其糾紛性質的，但是對于復雜的案件，只進行形式審理是不夠的。比如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經常出現合同名稱與合同確定的權利義務不符的情況，法官在審查異議的過程當中，便面臨兩難的境地，若不對合同權利義務進行審查，很難對合同進行準確定性，一旦依合同權利義務確定合同性質，又被認為程序違法。根據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經濟合同的名稱與內容不一致時如何確定管轄權問題的批復》，對于當事人簽訂的雖有明確、規范的名稱，但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與名稱不一致的，應當以該合同約定的權利義務內容確定合同的性質，從而確定合同的履行地和法院的管轄權。依此，最高院的意見傾向于可以對實體進行審查。但是，理論上，由于管轄異議是程序問題，對實體問題的審理當然可以借以明確案件的管轄權，但卻因此而“提前進入”了開庭審理階段，違背了審判過程的公正性。倘若我們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采取附帶訴訟模式，這個矛盾就可順利解決了。開庭審理管轄權異議問題，在雙方當事人的參與下，依照一般程序進行調查辯論，對與管轄權相關的實體問題進行質證認定，以實體內容推定管轄，既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又可防止發生對同一問題前后認定不一致的情況，使訴訟具有連貫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