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的研究范式探析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在當代情境之下如何操作方可絕地反擊是目前大熱的一個思考向度，一時間眾說紛紜,大有“百家爭鳴”之勢。筆者認為，對于現存的種類繁多而看似彼此互不相關的多種非遺保護困境與出路探析提法,均可以根據其研究方式歸入兩類范式：“邏輯學范式”和“現象學范式”。

　　“邏輯學范式”的思考向度是抽取出最簡單的共同范式。其研究方式注重于從紛繁雜多的內容分析現場中抽離出一個具有普遍適應性的“公式”，以逐漸形成一個規范體系&“邏輯學范式”的優點在于可以使非遺保護工作規范化、步驟化、框架化,使得非遺保護實踐確實做到“有方法可循”，在實際操作中具有廣泛的重要意義。但其封閉性空間向度與無實質內容的理想框架形式,往往會導致非遺保護或是落入模式化了的框架之中，使實際保護實踐敷衍了事真正的非遺保護越走越遠;或是使得非遺保護受制于主流話語權的操控之中,對非遺進行潛移默化的意識滲透,使得保護手段異化成為破壞手段“偽文化”或“被同質化’、‘物化”的非遺層出不窮。

　　“現象學范式”則是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做法,從個案的現象本身入手以期最終抵達本質層面>“現象學范式”采取消解中心、解放思想、逃離權威的做法,其在實踐中往往跨學科進行個案分析，拒絕對所有個案采取統一對策。但“現象學范式”本身也并非盡善盡美,其缺陷在于容易導致某種離散與互不相關>“現象學范式”將非遺保護個案獨立于非遺保護體系之外運作,其看不到總體保護體系，未能及時有效地借鑒體系之內早已存在的優秀經驗與經驗教訓。

　　為了避免論述偏頗的弊病,較為理想的做法便是借用劉勰《文心雕龍》所提的“唯務折衷”方式，綜合此二范式之所長,對非遺在當前時代視域中的傳承保護之困境與出路加以探析，以期為瀕危非遺項目的保護工作提供全面、具體、恰到好處的思路整合。

　　二、“邏輯學范式”探析

　　（一）“無人的非遺”

　　“無人的非遺”困境主要表現在傳承主體的缺失與保護主體的越俎代庖之上。

　　非遺傳承鏈的斷裂問題往往是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瀕危的直接因素。非遺保護應當采取“保護主體搭臺,傳承主體唱戲”的形式。在此,非遺的傳承主體直指非遺傳承人，而保護主體則是一個涵括了政府與其他民間相關群體在內的概念。

　　首先,傳承主體應當自覺擔當起非遺保護實踐的“唱戲”主角要務。當非遺的傳承主體無有效性的保護作為時,保護主體再如何努力都回天乏術、收效甚微。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速的當代情境之下,非遺傳承主體往往會因為缺失一種對于文化體認的自覺而導致特定非遺個案的“邊緣化”危機。在此,必須警惕本族文化在非遺傳承保護中“被精英化”的陷阱。在此“民族認同”是個重要的心理無意識表征層面,指涉“在民族互動過程中以民族間的差異性為基礎而產生的”。9換言之“民族認同即社會成員對自己民族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w缺乏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感知基礎,是導致非遺保護傳承日漸力不從心的直接原因。非遺保護傳承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使文化視闕下的集體智慧結晶及核心價值觀獲得其在公眾心理認同機制中的合法性與穿透力,繼而將“民族凝聚力”透過“創新傳承”模式與“審美教育”的純粹向度自然內化。于是乎,在保護傳承實踐運作中，非遺所包孕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因子便于潛移默化中重構中華民族文化之時代精神內核,契合時代語境的嶄新可持續發展模式應運而生。要走出“無人的非遺”困境,我們應當首先聚焦于培養非遺傳承主體的“民族認同”上。

　　其次,保護主體的適度協助是非遺保護傳承工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前,非遺保護傳承作為一個尷尬的在場,經受著雙重壓迫一“后現代”的解構與“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滲透。針對此況,傳承主體應當各司其職,各顯神通，共同為非遺的傳承保護實踐“搭臺”。同時,在“后申遺時代、傳承主體必須警惕一個職權行使的“度”的問題,切勿越俎代庖,喧賓奪主。如在政府方面,其正確的向度應當是采取高屋建瓴、總攬全局的“引導式”做法,集中全社會的物力財力資源以建構非遺的有效性保護傳承空間。政府作為“領路人”，可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或相關政策,直接開展針對“傳承主體”的評選、認定與培訓工作,試行新型的教育理念而將傳統的“師徒傳承”觀念拓展為“師生傳承”方式,或面向更為廣義層面的社會受眾而進行非遺相關知識的社會普及活動等,諸如此類的舉措均對杜絕“無人的非遺”窘境具積極意義。

　　綜上,對抗“無人的非遺”的保護困境必須綜合調動非遺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的主動積極性，并能確實保證“權職分明，和而不同”的保護實踐局面。

　　(二）“物化的非遺”

　　針對非遺精神性、抽象性、無形性的特質，當代的非遺保護實踐往往借助科技手段將其轉換為具體的有形物質形式。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存在一個非遺“物化”的困境問題——高科技對于非遺本身文化內涵的“凍結式保護”模式運作以及“保護性破壞”行為。

　　首先,非遺項目被“凍結式”地保存于博物館、檔案館、數據庫之中成為人們凝固的記憶標本是個較為普遍化的運作陷講?！皟鼋Y式保護”將非遺的序列邊緣人為關閉，徹底隔斷其時間與空間的維系，而將其視為一個獨立自足的統一運作系統,如此保護行徑實則變相提前宣告了非遺的消亡。

　　其次‘物化的非遺”往往可能將某些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分歧淡化、隱去,乃至于完全消解。扎根于“傳統”與“自然”的非遺,以原始樸素的純粹生命體驗為思維向度,其基礎意識層印記著人類童真時期的隱喻式的原初符號表達一巫術、圖騰崇拜、神話傳說等。這些因子似乎與“科學”話語主導的時代視閾格格不入。而當非遺訴諸科技手段進入“物化”程式之中時,這些因素被人為地遮蔽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非遺相關信息,大抵都是帶上明顯官方印記的“贊歌”與震撼人心的“呼吁?但對神秘、未經“物化”浸漬的非遺卻知之甚少。要抵達真實,只有直面現場,身臨其境地到特定的非遺知識承載空間中進行考察,否則其保護傳承只能是落入閉門造車的程式。

　　再者,作為沒有文字記載而僅靠口傳心授方式得以傳承的非遺,利用高科技手段將其轉化為具體物質形態以保存下來是必要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非遺原本傳承方式的單一與脆弱。但在當前媒體話語膨脹、圖像泛濫的現場,如何建立非遺知識的“純粹性抵御場”以消解高科技潛移默化間的“霸權意識滲透”是個重要思索維度。

　　毋庸置疑,科技的仿真手段較之非遺知識本身似乎能夠給予其受眾更多的真實感與具象感。如此一來,訴諸科技手段而造就的虛擬現實仿佛擁有令人難以抗拒的精神魅力，其在某種意義上賦予了具象化后的非遺更為廣泛的公眾穿透力與知識合法性。在日常生活“擬象世界”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中，社會受眾對于科技虛擬后的非遺產生了某種欲望（我們暫且不論其為消費指向抑或審美指向“非遺意識”被移植至大眾流行心理層M呆護傳承的工作被誤認為是初具成效。然而，問題卻亦接踵而至：活態無形的非遺本身與被科技固定下來的固定物化的擬象之間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物化的非遺”作為一種模型生成的具象,其所傳達的信息是否可以保證非遺知識的純粹性7另外,作為后現代視閾重要表征方式之一的科技手段是否會在運作的同時,將其“解構”策略（消解深度，瓦解敘事）一并帶入意義生成與傳播的現場,從而引起非遺在渾然不覺之間的“異化倘若科技的在場當真存在置換概念的操作——將非遺變作“空殼文化”，借其幌子大行科技話語表征之實——抵抗的空間與時間向度是否需要斟酌一個合法性的問題7科技本身內涵著一種科學獨霸的話語沖動,其徹底摧毀人文敘事知識歷史根基的內在欲望甚至一度將人文敘事逼仄至危機失語的非合法化狀態。如此,慎用科技手段開展非遺傳承保護以預防其“保護性破壞”行為。

　　總之,非遺保護可借用高科技的一臂之力,但切莫讓高科技喧賓奪主,使得非遺的高科技保護本末倒置，在觸及原則性問題的時候應當首先顧及非遺的保護。切忌將非遺保護等同于“束之高閣”式的“蓋棺定論”。非遺的保護在于傳承發展,非遺是動態流變的過程,而非永久固定下來的、僅僅是擺在博物館等場所中供研究的靜態遺產。非遺保護的目的在于傳承與發揚,如將非遺通過高科技形式的.膠片具象化,使得非遺保護向有形的形式轉化;適度的旅游開發與非遺保護相結合以收獲經濟利益并達到非遺的宣傳效果；以及通過建立動態型的流動開放展覽館模式來進行非遺的保護,都是非常成功的做法。

　?。ㄈ煌|化的非遺”

　　“被同質化的非遺”是當代非遺保護的又一困境。

　　首先,這里存在一個關于“文化相對主義”視域下的“精英文化”壓迫機制問題，一個指涉文化自尊與自信窘境的問題。在當代全球一體化情境下滋生的“精英文化”往往是使用“自然化”策略對“邊緣文化”進行意識滲透的:>“自然化”策略是掌握話語權的社會主體在構建“自我/他者”等級關系中慣用的伎倆，目的在于使得“差異”本身剝落“被強加的意識形態”的痕跡,繼而表征成為一種與生俱來、不證自明的因素。如此一來“差異”被期望可被永久固定而防止意義隨情境的滑動傾向。我們必須認清的一個事實是：當代主流的意識形態往往是舉著“尊重文化多樣性”的旗幟大行“文化霸權”之實；“精英文化”對于“邊緣文化”的意識滲透總是在“自然化”策略的掩護之下潛移默化進行的“自然化”策略總是將“邊緣文化’“定型化”作一種劣等文化形式“鑒于對少數者聲音的歷史性的持久否定,我們必須認識到少數話語首先是主導文化對少數文化系統地摧毀的結果。9因而,在進行非遺保護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精英文化”的“自然化”策略壓迫,確保非遺保護個案中的傳承主體是在懷揣著本民族“文化自尊與自信”的基礎上進行傳承實踐的。在這點上,我們可以采取的葛蘭西“霸權”移置“主導”的思路。作為霸權的來源,權力被精英階層的不同主體所爭奪,文化間的談判產生。而在此文化談判以實現霸權的過程中,主導意識不可避免要被重設,邊緣意識從而可以獲得絕地反擊的契機。

　　其次“文化孤立主義”的制造的非遺保護困境。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應當時刻警惕“文化相對主義”向其極境向度發展而落入“文化孤立主義”的窠a“蔥剝到最后是空的”作為對抗“精英文化”與“文化中心論”而誕生的“文化相對主義”，其核心內涵在于消解文化不同形態之間的等級之分。但在為異質文化的多元存在局面大唱贊歌之際“文化相對主義”本身卻又存在一個悖論：如果所有文化都將其定位作“最優秀的文化”而自足于其內部價值標準與自有方式,盲目排外乃至于壓制其它“異己”文化形態的話‘文化孤立主義”的轉向便會不可避免。在“主體/他者”幻想建筑的同時“文化孤立主義”關閉了其所有的序列，自行終止與任何異質文化的對話與交流。在非遺的保護過程中我們應當時刻警惕非遺個案陷入“文化孤立主義”的黑洞之中，盲目排他,乃至于無視基本事實與歷史動態的演變進程,苑囿于一己的封閉空間內，采取靜止片面的觀點虛構著自身的種種“文化原貌”敘事。于是乎,真正的保護越走越遠。

　　此外,后現代語境下的非遺保護傳承還存在一個“時代情境異化”的陷阱，這是導致非遺保護舉步維艱的又一要素。哈拉維用“積體電路”integratedCircuits)指稱當前后現代語境下的混亂、平面化、網絡狀的社會與文化現實。當代的文化情境存在一個消解深度、瓦解敘事的向度。在這里被聚焦的問題包括非遺純粹性捍衛的可能性。后現代以“支配的信息科學”（hifonnaticsofDomination)的即興生產性行為代替意義的謹慎再現,時代視域下的主體期待習慣了文化的“平面化”與“網絡狀”的表層混亂表征模式文化發展總是通過“離異”與“認同”兩個維度的相互作用而向前推進的如此,后現代語境下的“文化轉型時期”大背景給非遺保護實踐提出了一個悖論:非遺活態傳承中的動態流變因子與時代情境之間的相互抵觸而又唇亡齒寒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核心的深層文化結構維度與時代情境下的流行文化表征意識形態相抵觸。在非遺保護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時代情境對非遺所進行的遮蔽、封存,乃至“異化’、“同質化”意識滲透行徑,防止非遺發展掉入“空殼文化”的陷講；另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文化動態因子特質,卻又在一定層面上陚予其隨時代境遇的發展流變以合理性。

　　德里達在其著名的“意義的循環”理論中提到過,在現存的二元對立秩序下,任何對于意義作出終極闡釋的努力都是徒勞的，闡釋只會導致更多的闡釋,終究都不可避免地落入意義循環的怪圈。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切勿對非遺個案作刻意的意義扭轉，如此之舉只會給非遺本身帶來意識形態操控層面上的書寫印跡，讓“原汁原味”越走越遠。

　　事實上,對于非遺意義的闡釋有如羊皮卷的書寫,初始的意義從來不會消逝,只會不斷地被重釋、疊加。非遺作為一項純粹的存在本身，其意義被時代視域下的不同主體所期待,繼而以編碼的方式植入其中。在經由共時性與歷時性的雙重動態演變之后，非遺的意義實質也隨之發生了“羊皮卷書寫式”的流變:初始的意義從未被抹殺（有些記憶只是暫時被封存了起來而新的闡釋己經完成了其滲入、疊加的進程。如此,只要依舊存在薪火相傳的非遺傳承主體自覺地對其族群文化進行體認，只要非遺個案中的特定文化群體認同基因未被社會機制抽離而作為一種“經驗的存封”淡出人們的視野,只要非遺個案依舊是作為一項活態傳承的文化遺產而非被凍結式地保護或者完全從世界上消匿,那么非遺的核心初始意義就可對抗其被同質化的危險而得以完整性保存。換言之,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的出路首先在于重構非遺傳承空間并保障其傳承主體的有效性實踐。

　　劉啟銳在電影《歲月神偷》中曾指出：記憶是種權力而非本能。非遺作為一種活態的、無形的、靠口傳心授得以傳承的文化遺產,其價值核心在于自身所承載的集體無意識層面的生命記憶。在這里存在一個文化自覺的體認問題。對抗“被同質化的非遺”，我們還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傳承主體的“文化自覺”。這是一個難題，卻有同時是一個突破口，非遺的傳承主體應當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一責任。同時,這是一個屬于社會大眾流行心理層面的問題,政府應當大力推行非遺保護的宣傳教育，以在當前文化氛圍內潛移默化地加入“非遺大眾保護意識”因子,在時代視閾下的大眾流行心理中形成一個“集體無意識”層面。

　　(四）非遺的當代“消費符碼”轉向

　　機械復制時代的一大特征首先是知識與商業合謀,文化消費變得異常昂貴。作為審美,乃至于文化層面的奢侈品，非遺這一素被稱作人民智慧結晶的歷史文化積淀物卻開始了從人們日常的消費比例中日漸被抽離的征途。它們被迫以“物化”形態作為特定族群的歷史記憶標本,被凍結存封于諸如博物館、檔案館、私人收藏者的櫥窗中，還硬生生地給貼上了“文化奢侈品”、“高級審美趣味”一類的標簽。如此，非遺不幸在傳承過程中被消費符號化了。

　　又或者,非遺就直接被揪著耳朵扔進了“文化產業化”的大熔爐,還美言其曰：非遺的生產性保護途徑。只是，當傳統文化因子在被商業化擺上了機械化復制時代軌道之刻,精神文化維度的相關物已被統一移離了其特有的專屬區。而非遺本身的價值內涵，也就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被改寫、分解、抽離,甚至被偽造的危機。作為特定族群文化記憶傳承的動態因子,非遺首先是作為一種區域文化符碼存在的，是人類歷史文化多樣性的瑰寶。但生產性保護背后的商業運作機制,其關注焦點卻在大規模的生產普及與經濟效益之上。如此沖突的直接后果是導致非遺本身的文化內涵被商業化過程潛移默化地抽空,貴州侗族的儺文化與祭薩風俗就曾落入此陷阱。“生產性保護”是個有待商榷的保護手段，因為在實際操作中，非遺“被產業化保護”的度始終是個邊界模糊的問題。在“后申遺時代”的今天,我們似乎應該采取“激情的疏離”的態度,從沸沸揚揚的非遺“產業化開發”呼吁現場中抽離出來,冷靜再思考這一商業化做法的實際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