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本來是很純樸的人學，是不講“怪力亂神”的，但到漢朝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應(yīng)”說一出，儒學便有了一些神性了。當然，儒家講天，自孟子便有，比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之類，但將其系統(tǒng)化、完善起來的還是董仲舒。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掌握著人的生死禍福，一切人必須順應(yīng)“天意”，敬畏“天殃”，否則必將招致嚴厲的懲罰。可是，天這位大君又是不慣于辦理人間俗務(wù)的，于是便由他的兒子來做他在人間的代理，“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所謂“天子”，即人間的皇帝是也。

　　在董氏儒學里，天通過行仁、施德、用刑來對待他的子民，只是他的這些牧民之策，都要經(jīng)過他的兒子――天子的手來落實罷了，倘要落實得不好，他則用災(zāi)異來表示他的憤怒和懲罰，“災(zāi)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當然，這一套理論細究起來有些怪異。比如皇帝是天的兒子，要代行天職、教牧百姓的。可是如果“天子”不太聽話，沒有好好地履職，弄出一點讓天不高興的事來，天就要來教訓一下“天子”。這教訓不是讓“皇兒”撅了屁股，打上幾板子，或是踢上幾腳，而是用“天災(zāi)”“異象”來懲罰、來威嚇。天災(zāi)，即洪水、地震之類;異象，則是日蝕、月蝕之類。但這類天災(zāi)禍的往往不是住在深宮里的皇帝，而是那些終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óng)人百姓。這位“大君”，他的兒子不聽他的話，他不打他的兒子，卻是打起他兒子的兒子了。這豈不有點兒怪異？

　　不僅怪異，這一套理論，如果用現(xiàn)代科學的思維來看，可謂之迷信。然而，如果以這樣的思維來看，世上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劃進迷信的地盤里去。所以，在這里作為有點神性的學說，是不是迷信不是重要的，重要是要將其作為信仰來對待。比如說，作為天的代理人――天子，倘若真誠地信仰這個學說，敬天畏神，“愛民如子”，小心翼翼地“替天行道”，免去上天這位大君的“災(zāi)異”懲罰，對于人間百姓豈不是一件幸事？

　　可惜得很，獨尊儒術(shù)的天子們，雖然朝廷之上設(shè)宴講經(jīng)，朝堂之下以儒取士，也設(shè)了天壇、地壇之類的祭壇，四時祭拜，似乎虔誠得很，但祭過之后呢？大多還是聲色犬馬，沉浸在人間的歡樂里，并沒有將這學說培養(yǎng)為精神的信仰，時時面對上天謹言慎行，處處依照天道行仁施德，以民生為要，理政養(yǎng)民，以至于中國的歷史里，更多的是仁德不足而盤剝、刑罰有余，天災(zāi)不斷，民不聊生。最后，使得上天這位大君，只好不斷地換“兒子”代他行職，自漢以下，讓數(shù)十姓的人做過人間的皇帝，直至帝制的倒掉。

　　儒學畢竟是中國主流的學說，甚至是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董仲舒的這一套“天人感應(yīng)”說，不僅僅是教導“天子”，也潤物無聲地落到了民間。比如人們常說的“頭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以及“天打五雷轟”之類。但仔細考察，這些讓人心存敬畏、保持良善的話，常常是勸喻或警醒他人的，比如自己遇到了他人的迫害，最后的`抗爭就是：蒼天有眼，老天會看見的，老天會懲罰的。可落到自己的信仰上呢，祈求的則是與上天的通融，比如某人覺得生意上有些不順，或者職位升遷得有些慢，于是便請了一位“通人”指點，發(fā)現(xiàn)原來是“西南角上少了塊石頭”，或是“東北角上缺了些水氣”，總之是要改一改。于是付出一筆不小的款子，改宅擴院，增山添水。或者是用了大堆的金錢從“通人”那里“請”來一個物件，時時攜帶等。本來是精神上的焦慮與祈求，經(jīng)過這樣的轉(zhuǎn)換便化為了物的通融，無須再談精神上的信仰，行動上依然是恣意妄為，等待的卻是上天恩賜的收獲。這一類行為，有形有勢，看起來是迷而信的，其實只是用了信仰的大旗，去做投機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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