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當葉子黃了的時候，我有幸結識了她。

　　我們同時跨人了同一所重點高中，而且又進人了同一個班，成了同一個屋檐下的人;不同的是，她是憑自己的能力來做老師的，而我卻是由父母出錢來借讀的。

　　也許是因為中考成績不如意的原因，盡管父母花了許多錢讓我進人這所重點高中來借讀，但我仍很失落，而且有一種壓抑感和自卑感。我感到很難堪—難以名狀的難堪，我開始害怕，怕別的同學取笑我，怕別人在背后議論我——這種誤解所造成的惡果，是讓我追悔莫及的。我甚至覺得，我到這兒來不是來學習的，而是來受“折磨”的，每每看到別的同學議論什么或竊竊私語，就會認為他們是在談論我;而教師上課講的東西，在我聽來似乎是在聽“天書”;我又覺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費金錢、時間和精力。我不是電視劇或戲劇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越是在困難的時候站得越高大，還往往有雄壯的音樂為其伴奏;我也不是生活中的“革命家”——困難時常常可以用“理論”來安慰自己。相反，那時的我像一只“丑小鴨”，又像個失意的“文人騷客”或落魄的“浪子”。畢竟，我不是頑強不息的三井壽，也不是永不言敗的車范根;我既沒有南聯盟人民的堅貞不屈，也沒有斯塔爾法官的豪氣沖天。當時的我，只是在自卑和壓抑下漸漸變得麻木的一名高一新生。

　　我開始放縱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放縱使我徹底變了:先是上課時東南西北前后左右的談天說地;然后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戴上耳機漫游天籟;最后發展到明目張膽地在代數課上拜讀金庸古龍梁羽生王蒙路遙余秋雨的名著名篇，對批評我的老師振振有詞地解釋說自己是搞文學研究的，將來說不定會成為古龍第二什么的。這樣一來，在別人眼中，我已經成了個無藥可醫的“不良少年”。

　　于是，開學僅三周我便創下了這所重點高中的“吉尼斯”紀錄:三周內兩次‘“光顧”教導處接受教導處主任的“垂詢”。而教導處主任也沒少給我上幾套‘’馬列主義”的“精神套餐”。

　　教導處主任就是教了30多年的政治老師，而且訓人專愛用“馬列主義”并進行“理論實踐有機結合”的Madam鄒。

　　當我第二次消受了Madam鄒的“馬列理論”的“雙人套餐”后，便徹底麻木了，反正虱子多了不覺癢。班里的同學開始疏遠我，而我也有意無意地疏遠他們—每次一進教室，我就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他們疏遠我，是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只是個有錢的嬌生慣養的無聊的公子哥。而且還是個全校“杰出”的“不良少年”;而我也因為看不慣他們的“清高”與“書呆子氣”而疏遠他們。

　　在那個葉子黃了的季節里，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校園里游蕩，學校的廣播正播放著周華健的《朋友》。我突然有一種失落感。我默默地反復地誦念著《朋友》:“……朋友不曾孤單過……”也許，我該交個朋友才對。但另一種想法又說服了我:你無需朋友，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你該來的地方，你沒資格在這兒學習，你只是個“看客”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