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兩則新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個是關于如何做人的，一個是關于如何做事的。

　　安徽青年李滿意到上海打工，因與同事袁豪產生摩擦，兩人相約到外面“決斗”。交手中袁揀起一根木棍打在李滿意的頭上。李倒地后袁沒有再動手，李覺得袁夠“義氣”，是個好人，遂握手言和并拜為把兄弟。可當天晚上，李卻突然發病住院，他至死都沒有說出打架的事，只說是自己騎車不小心撞上了電線桿。李的父母在收拾兒子遺物時，巧遇到了袁，袁當即將打架的事和盤托出，并在隨后趕來的警察面前倔強地承認，自己曾打過李的腦袋一棍。后來即便在檢察官“曉以利害”的情況下，他也沒有改口。在法庭上，他真誠地表示了自己的悔恨和內疚，并當場下跪要李的父母將自己認作兒子。袁豪的誠實和不幸的出身（袁系孤兒）深深地感動了李的父母，他們請求法官酌情輕判袁豪，并認下了這個兒子。

　　另一則新聞是，11月30日清晨，一架裝有兩輛地鐵車廂的大型運輸機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這是德國龐巴迪公司為履行與廣州地鐵公司的合同，保證按期交貨而不惜代價采取的非常之舉。據悉，這是世界上首次用飛機空運地鐵車廂。據介紹，由于中國合作方面的原因加之德國今年夏季的水災，延誤了工期，按原計劃通過水路無法如期交貨。公司高層遂決定付出高于水運10倍共約300萬美元的運費，空運這些笨重的地鐵車廂到廣州。

　　乍看這兩則新聞并沒有什么聯系，但細一琢磨，兩個故事對“誠信”的詮釋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是袁豪還是龐巴迪公司都為自己的誠信行為付出了“代價”——袁豪為自己的“實話實說”換來了四年有期徒刑；而龐巴迪公司為自己的信用多付出了300萬美元的費用。事實上，這些代價或許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說袁豪，他和李滿意“決斗”的事，只有他倆知道，而且李已經告訴醫院“不小心撞到了電線桿上”，他自己如果不“交代”，李的死就會以“意外事故”而蓋棺論定。龐巴迪公司也是如此，報紙上寫得清楚，中方的原因自不必說，就是德國方面，今年的水災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不可抗拒力延誤了工期，晚幾天交貨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