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走出一條路，這是魯迅先生曾說過的名言。路的引申含義是心路，它不是遠行要到達的某個地方、表示里程的路；這條路也不是人工修建的路，是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路，這條路通向何方，有多遠多長，那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生命去書寫和鋪就的。

　　勤勞是創造幸福的基礎，智慧是改變命運的前提，自強是每個有追求的人必須具備的品格，善良更是每個大寫的人應該確有的本性，這些就是范亞蘭具備的特質。

　　每個人如果能夠具備這幾點，無論身在何處，地位高低，都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大多數人對幸福二字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追逐名利，為官一任，名利雙收；有的人追求金錢物質的豐厚，在商界中大顯身手；有的人喜歡自由飛翔，游山玩水；有的人在爭分奪秒用知識武裝頭腦改變命運改變世界，種種不同的追求，把世界裝扮的五彩繽紛，使每個人的生命生活各有千秋、豐富多彩。

　　下面就說說我的同學我的好友——范亞蘭，路在她的腳下，她是怎樣走出一條光明的路、幸福的路的。

　　我們出生在五十年代初，這代人和共和國一起成長。我們經歷了風雨和坎坷，在困境中努力奮斗，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現狀，我的同學，她付出的太多太多。

　　1964年，我和亞蘭相識，剛剛上初中在同一個班。在一起雖僅僅兩年的時間，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腦海里呼之欲出：她，高挑的個子，梳著齊腰的辮子，明亮的大眼睛透出一股靈氣，透出智慧和堅強。她，在班級里學習優秀，在勞動中更是模范，班里的各項活動她都走在前頭，是名副其實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好學生，是我們班級同學們的榜樣。

　　那兩年，是我們正在求知渴望學習的好時光，但僅僅兩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家是地主成分被迫遷到農村。她家是富農，雖然不在強迫遷移之列，但在1968年推薦升高中因家庭成分原因而沒能如愿。但沒上高中現在看并沒有什么損失，即使上去了也什么沒學到，只看紅寶書，幾個月速成，就高中畢業。這是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最特殊的學習時間最短暫的高中畢業生。

　　這一年，全國普遍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她也隨之在12月下旬下鄉。但因家里的母親和妹妹身體不好，很快就在1969年初又回到縣城。

　　這一年，亞蘭結婚了。

　　雖然結婚是大喜事，但是家庭的貧困卻使人難以興奮，當然這也是不得不拼搏奮斗的起點，正所謂“窮則思變”，暫時的窮，而是變富的起點。

　　1972年，亞蘭到縣工程隊參加勞動，一直干到1980年，整整八年哪，這八年的艱苦勞累，令人不堪回首。

　　亞蘭在工程隊所干的工作，全是動體力的重活，現在看，都是中青年男人才能干的。什么挑水運磚，肩膀磨破了，手指磨破了，有時候不慎，手指還被磚頭瓦塊砸傷，每天的工作是又臟又累，而且飲食還不能確保身體透支的需要，雖然她身體強壯，但也累的直不起腰。現在的像她這個年齡的女青年，正是需要打扮裝飾自己保持美貌和身材的好時候，但那個年代，正像亞蘭自己所說，天天累得臭死，哪有梳妝打扮的心思啊！因為在這八年間，她已經是五口之家了，連生了三個兒子，丈夫身體欠佳不能上班，全家的生活重擔幾乎都壓在了她一個人的肩膀上了。但這位剛強的女漢子硬是挺下來了，而且小日子過得比誰都不差。三個兒子一個比一個大一歲，穿的用的都干干凈凈整整齊齊的，誰見了誰都夸上幾句。因為從小她就是一個不服輸的人，一定要活出個樣。這一點，在初中讀書的時候就是：我不是家庭成分不好嗎？我就是要品德好學習好勞動好，差一好都不干，這就是亞蘭的性格，這就是亞蘭的特質，寧可叫身體受累，絕不讓臉上有火。她的為人，她的能干，她的家庭，她的日子，讓所有熟悉她的人為之嘆服。

　　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而在東北、黑龍江這個肇源小縣城卻遲遲跟不上形勢，人們普遍沒有經商意識，別說沒有，準確地說，誰也不敢經商，因為人們已經讓割資本主義的尾巴的極左政策“割”怕了，誰敢啊！然而，我的同學——范亞蘭，她就敢，她，就能敢為人先，就能先行一步。不是沒有大本錢嗎？我就從小本錢干起。范亞蘭，這個女子，從幾元錢的本開始搞活她的經濟。

　　我先從她賣雞蛋賣冰棍賣糖葫蘆說起，雖然事聽起來叫人心酸，但勞動是光榮的，每個人都要憑自己的頭腦和勤勞的雙手創造幸福，因為這是正比例。

　　一開始，亞蘭騎著自行車在家即縣城周邊的農村賣冰棍，感覺到冰棍受到歡迎后又琢磨著賣糖葫蘆。自己買糖買山楂，把山楂沾成糖葫蘆賣。貧困的農村老百姓那時候哪有錢啊，沒錢就用雞鴨鵝蛋換，她再回來賣蛋。但就是這，也沒有有一帆風順的。遇上風雨天，她得推車子走，那黏土泥把車帶粘上就沒法走；遇到村屯的狗咬，那大狗撲上來雖然沒咬著你也讓你心慌腿軟；更可氣的還有那淘氣的小孩在你進屋算賬的時候把你的車子推倒；還有更可恨的是還有偷糖葫蘆的，趁你不注意就拿走一根。種種事情令人難以描述。亞蘭說，賣完東西一路回來，如果賣得好點心里高興是累點無所謂，遇到被偷被搶雨天路難走，那淚水雨水就交織在一起，那種心痛無法形容。

　　就這樣干了兩年有了些本錢了，她就不滿足于小打小鬧了。她從中央廣播電臺和親朋老友那里聽說老百姓可以做買賣了，就到沈陽等大城市進服裝賣。進服裝的那個狀況更難以描寫：她在肩膀上搭兩個大旅行包，還要挎一個大兜子，裝的都是滿滿登登實實在在的服裝，上車下車累的汗流浹背，因為背的帶的太多，有時候不是上不去車就讓列車員給推下來。回到縣城了，縣工商管理所還不讓賣，說是投機倒把罰她120元，當時的120元比現在的1200元感覺還多，因那時候物價便宜啊。

　　不讓賣，就讓辛辛苦苦揹抗著帶回來的服裝壓倉底嗎？這不是她的性格能夠忍讓的，因為她看到了外面發生的變化，她能夠講理，她要講理。她到工商管理所，給官員們講外地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大好形勢，她的講述真實感人，讓大家信服。她還提出了讓沒有工作崗位的兄弟姐妹們做買賣的建議，她說每個人擺個攤位你們還能收點費吧，工商管理所的官員一聽這不是一舉兩得用現在的話說是“雙贏”的事嗎？就這樣，亞蘭的建議被采納了，縣里可以讓老百姓擺攤收費搞活經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