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這部170余萬字的書，是我讀過最厚的一部，也是我最愿推薦的一部。它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起筆，止于大陸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國烽火連天，風雨飄搖。最后一批大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胡適、傅斯年以及卷滾在大潮里的眾生學者，從歷史的蒼茫中走來，又消失在那幽暗盡頭。這樣情形下，一大批知識分子、學界精英奔波向祖國西南，從長沙到昆明，從昆明到蒙自、李莊，在幾近食不果腹時，仍專心學術，不忘民族復興，用知識去觸摸那“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大師遠去，再無大師”，赫然印在封面最顯眼處的幾個大字，貌似決絕地滲出那時代下的萬般無奈與凄涼。曾離我們很近的大師們，當時光逝去，他們生命是遠去了，但其卓絕的貢獻和高貴的靈魂卻卻與年輪共生，“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書關注更多的是，在大師光環下，他們作為一個學者最真實，最溫暖，最可愛的一面。退居臺灣的“傅大炮”，窮困至買不起一條棉褲，卻仍將史語所好生安置，而撒手離去。身赴臺灣的胡適，臨死都不知曾謾罵他是“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小兒胡思杜已然自殺，還饒有深情地在遺囑中提出給小胡分遺產，其狀甚憐。一心維系家國命運的梅貽琦，縱在臺灣新竹完成了重建清華的夙愿，卻直到生命彌留之際再也沒能見過愛子梅祖彥。考古界巨擘李濟，因為海峽兩岸的政治對壘，因故舊凋零、思親情重，最后郁郁而終。

　　留守大陸的，林徽因、梁思永、吳金鼎、陶孟和等，在文革風暴來臨之時，早已作古，算逃過一劫。可陳寅恪、吳晗、曾昭掄等卻在文革期間慘遭批斗，甚至失去性命。讓我感觸最深的是為新中國培養了79位院士的葉企孫，一直默默無聞為新中國培養人才，卻仍慘死文革。可他們在威權面前毫不畏懼，始終捍衛作為學者的尊嚴。我想這也許就是趙翼在《題遺山詩》中所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吧！在民國那個戰火紛飛，風雨飄搖的年代，孕育出無數英才。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雖擁有短暫的“幸福”時光，卻不得不在國家危難之時，卷入民族、國家與革命之中，空有一腔“為往圣繼絕學”的抱負，卻難以企及那“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而作者的知識面廣博確使我感慨良多。作者以既全面而又不突兀的筆觸再現一批大師的軌跡，又如生地為我們展開他們豐功的畫卷，使我深刻看到最具影響的幾大學府的發展和靈性。

　　大師們求學所為中華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計個人得失而從容投身祖國懷抱，且在條件非常艱苦前提下，做出偉大功績和壯舉，將以八股論優劣的時代，翻開中華民族的新篇章。他們從海外歸來，譜寫歷史，創造輝煌，這二三十年代產生我國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學，甚至在抗戰的艱苦時期，由清華、北大、南開組建的西南聯大仍是中國大學史上的光輝。

　　在民國那個打開國門，融入世界的年代，知識分子們何去何從？我想正如蔣夢麟在《西潮》一書中對于文化道路的思考：西潮來襲，有人選擇了隨波逐流，有人選擇了墨守成規。在潮起潮落中，對傳統的堅守，對新潮的吸收，才是我們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

　　還在歷史學系的時候，一位老師說：“我們懷念民國的學術氛圍，不是民國先生們學術多么高超，而是先生們的風骨我們再也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