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裝影視劇中，常可看到一種肉刑——公堂屁股。然而，影視劇中的這種肉刑與歷史事實有較大的出入。

　　古時，執刑的獄差在拾起縣太爺擲下的打板子簽子（命令）之后，（一般為兩個差人）先將受刑人按住或綁在凳子上，再由另外兩個差人舉起法棍（有的是用長約2米、寬10厘米的竹片做成），一邊拷打，一邊有節拍地唱數：“一二三四五，皮肉受點苦。六七八九十，回去坐上席。再打二十板，郎中搶飯碗。”此類唱數詞是代代沿傳下來的，也有的是由執刑的差人臨時編湊的。一般地，打奸打盜的唱數詞又有所不同，打通奸唱的通常是：“昨夜摟著小嬌娘，今天騎馬（綁在條凳）上法堂，屁股挨了某十板，看你通奸不通奸。”而打盜賊唱的則是：“為非作歹做強盜，人人見了殺千刀，如不重打某十板，平民百姓氣難消。”為何要邊打邊唱呢？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數目不容易打錯；二是用警戒語詞教訓受刑人及圍觀者，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縣太爺的案桌上通常有四個簽筒，每個筒各寫一個字，合起來是“執法嚴明”。其中“執”筒里插的是一大把捕捉簽，其他三個筒的簽子分別為白、黑、紅三色，白頭簽每簽1板，黑頭簽每簽5板，紅頭簽每簽10板。如果縣太爺擲下40支白頭簽，雖是40大板，打完后不會傷筋折骨，照樣可以行走；如果是8支黑頭簽，同樣是40大板，卻要按規定打出“傷膚、兼旬愈”的效果來；縣太爺要是擲下4支紅頭簽，那么，受刑的人定會皮開肉綻。

　　古代，官吏違法也必須屁股。自秦朝以來，就制定有專門管束官員的行政法規。州縣官員凡擅離職守，有事不請示，執行公務不力，超過時限到任等，都要在屁股上“留下印記”。三國時，有個縣令叫孟宗，是個有名的大孝子。一天，他聽到母喪的消息，未請假就急趕回家奔喪。后被“請”到武昌聽刑，還是大將陸遜力保，才減了刑，最終吃了300杖。縣令都打得，下屬官員就更別說了。金朝河陽縣因解送年糧誤時，縣衙大小官員屁股一律挨杖，很多人因此起了膿瘡，坐不得，大家只好站著辦公。

　　打板有時輕重難以掌握，打得過重而致死的也有；另外，屁股若打得過重，臀部可發生大面積的皮下瘀血，引起微循環障礙或局部組織壞死等嚴重后果。明代英宗時，山西左參政王某一口氣打死了10個縣令，創下“死杖之最”。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門前，將舒芬等107人各打30下，黃鞏和林大輅等人各打50下，另有10多人各打40下。根據當時“廷杖”的規矩，由太監監刑，錦衣衛用刑，每個士兵輪流打5下，并高聲喝打報數。可以想象，100多個屁股臥倒在青石廣場上，隨著監刑太監陰陽怪氣的一聲“打”，伴著上千名壯漢齊吼的“打”聲，100多塊竹板發出一片震耳的“噼噼啪啪”聲。最后，100多個屁股皮開肉綻、鮮血淋漓，10多人魂歸西天。而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的一次廷杖更酷，有180多名五品以下的官員被集體屁股，其中17人先后死亡。對官員動如此大規模的惡刑，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在人類酷刑史上也是驚人的。打板子出事多了，連皇帝也會感到不安。明英宗為此下詔書，明令今后州縣官員有罪，不再加杖刑，此后，杖打懲罰州縣官員的就少了。古時公堂審案為何都打犯人屁股？原來，罰打犯人最初并沒有固定的部位，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到了唐朝，出現了《明堂針灸圖》，當朝皇帝李世民得知人體的重要器官穴位多在胸背部，這些部位若被嚴重撞擊、拍打，就會有生命危險，而屁股部位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了。這使唐太宗得到啟發，于是便對刑罰中的罰打作了規定——對犯人不許打其胸背部，而把屁股作為罰打的部位。在公堂上屁股的懲治手段由此沿襲下來。魯迅說“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屁股”。

　　屁股的專門工具叫笞杖，在所有官刑中，笞杖是最輕、且技術含量較高的一種。行刑的人要上崗培訓，先打豆腐、打包著紙的磚頭——磚碎了紙卻不能破，直練到爐火純青才能去執法打人，一下皮開肉綻，或者百下一點無傷，或者皮膚完好而內臟破裂，訓練有素的打手完全可以根據需要打出不同的結果來。

　　對于從未受過皮肉之苦的人來說，屁股挨打是一件痛苦的刑罰，于是，代人挨打的“專業人士”便“應運而生”，一般都是乞丐來扮演這種角色，按挨打板數計算錢。當然，找人代挨打必須事先買通衙役，衙役所得的錢往往比挨打的人還多。富戶因欠交賦稅被傳訊時，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審，如果被判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

　　然而，笞杖打臀竟被一些君王當做一種“文化”來欣賞。五代后蜀國的鹽亭令李匡達能聽出屁股的節奏。李令平時愛聽笞杖之聲，刑罰一動，竹肉相擊，慘叫呻吟不絕，他就興奮不已：“真好啊，一曲動聽的肉鼓吹”，哪天沒刑罰，他則終日悶悶不樂。慈禧太后經常要打太監，有的太監就在屁股上襯一塊牛皮，稱之為“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