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杲杲，蟬鳴聲里，寂靜鐵箍一樣箍住群山，一個年輕人脫掉衣服，躺在曬得炙熱的巖石上，聽任背上燙起燎泡，他幾個小時躺著不動，望著天角久久不去的閑云，內心也像烈日炙烤一樣的痛苦；——這位年輕人就是“文革”時期的朱多錦先生，一個為思想付出慘重代價被時代拋棄的人。

　　那時的朱先生在周邊人看來冒著點都點不透的傻氣，研究“文革”運動換來了“惡攻罪”的罪名，詩歌、日記被查抄，當時給詩人帶來詩名的詩歌《告訴我，黃河》就被搜出銷毀。隨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大山一樣壓來，災難像腳下的流沙，稍用一點力，就會把他吞沒；1972年夏天發配到聊城郊外的山東師范學院“五七干校”勞動，65級的畢業生70年就都分配了工作，而他沒有工作的機會，只有屈辱和屈辱帶來的痛苦守著他，在干校當傳達、種菜、清理廁所、壘豬圈，累得全身像散了架，每天僅有一條狗為伴，和流放無異。

　　苦悶，無以釋懷的苦悶，再心靈深處刻下了一道深深的溝槽。在干校，掛滿花邊般霜雪的林地，他默默地勞動，想把全部的痛苦埋進心田，想讓它們安靜地呆在里面，可是不能，它們時不時地冒出來，鐵銹一樣腐蝕著靈魂。他沉進痛苦的淵藪，卻無法向痛苦屈服，他必須捍衛內心的圣地，在痛苦中發出聲音，他拿起了筆，痛苦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催化劑，心底釋化的壓抑和屈辱，都化成筆下的詩行；詩歌成了他對痛苦的宣泄，對失落的人性的呼喚，對文革的抗議性思考，對苦難生活的反芻，詩歌也彰顯著他不羈的情懷，給揮之不去的痛苦帶來了慰藉，使心靈得以蘇息，靈魂得以舒展。

　　知識分子其實是靈魂始終在煉獄中煎熬的人，要活下去，就得在痛苦中找出意義。只有那些懂得“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經受得住痛苦。必須要說的是，那個年代的很多人，腦子里都是無意識地跟著一次次的運動前行，而不去想自己為什么要這樣做，只是拉車不認路、“指到哪打到哪”一無定見的馴服工具，形成了可怕的集體的無意識，這些人平安無事，生活的相當愜意，骨鯁敢言的朱先生則成了時代的棄兒，處的對象也悔婚離去，已成大齡青年的他后來在農村找了個對象。

　　深秋向晚潮氣初泛，他徘徊黃河岸邊，抹染夕暉的母親河如一川銅水滾滾東來，而他的眼中卻透出幽如遠山的哀思；暮色蒼茫中他露宿河岸，夜聽濤聲嗚咽，任憑迷惘的淚水濡濕兩頰。今天的朱先生已經是一位65歲的老人了，黑黑的清癯的面龐，瘦瘦的身材，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邁得挺大，一副急匆匆趕路人的樣子。現實生活中他確實也是如此，每個周只有四天住在省城，他周一一早從齊河老家趕回濟南的雜志社上班，周五晚趕回家鄉，游走在家鄉、都市之間。晨露初濕，他就已經登程；明月降臨，還走在返家的途中。在夜色漸濃的黃昏里，土腥味兒濃濃的冷風拂入胸懷，莊稼地從腳下悄悄伸向黃河堤岸，伸向遠方的天際。一個處在城鄉交錯、心離家鄉最近的城市詩人，獨行在郊區的路上，常常抒發為文的萬端感慨，梳理思想的整個脈絡。他的好些學術思考、詩歌構思、形象思維和圖像思維的撞擊都是在回城返鄉的途中完成的。“由于我對命運的思考，我的命運竟是思考命運的一種命運”。十多年間往返奔波，寄居省城煢獨一人，個中甘苦只有詩人本人清楚，他在省城沒置下房產，在家鄉也沒置下可人的家業，沒多少浮世的財物，到現在還背負著十幾萬的房貸。盡管自己一直受著經濟的壓迫，處在清貧的生活中，但他富有的精神儲備并不是常人具有的，他今天更多的還是形而上的痛苦，這樣的痛苦日甚一日的敏感，日甚一日的尖銳。他關注打工階層、關注城市里的弱勢群體，對城市發展的憂患、對城市人群生存狀態由來已久的憂患，作品充滿了對當下痛苦與磨難的質詢、孤獨憂思、憤世嫉俗、苦悶彷徨的痛苦。他的現代城市敘事詩，直通思辨，作為原生態的自在的寫作，運用美的“審丑”來“反諷人生”，更多的具有了社會批判精神，展示了一個現代詩人的品格。

　　今天的商品社會不動聲色地消解著對人生意義的探討，所謂“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還是把文學當成抬轎子、吹喇叭的工具，和以前政治掛帥大興“文學工具論”沒什么兩樣。盡管一些鉆謀下海、和經濟沾邊娛樂大眾的作家掙到錢了，但文學畢竟是人學，是寂寞和貧寒中的事業。“作家并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歌唱娛樂人的歌妓”，只有不為世俗功利所動，以全部的痛苦的精神能量進行畢生的經營，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文學觀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觀念的確立，付出的代價越大，在現實中就越痛苦，而這種痛苦成就了朱先生文學作品的深沉厚重，詩歌是他剖析社會、抨擊丑惡、平息內心痛苦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今天，還有些人無端地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對他的作品進行這樣那樣的詆毀，其源蓋出于對這位老詩人和他的作品的不理解。像他這樣一個不該說卻偏偏要說的人，一個打斷骨頭也得求真的人，一個以個人遭際和付出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換來當今思想解放的人，應該是有功于這個時代的人。

　　一位詩人的作品，由于不同時期的讀者不同而不斷獲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美學價值。看一個詩人，不僅要看他能夠立得住的詩，還要看他的身世、創作分期和有關他的論述，這樣才能更準確一些。有詩評家說朱多錦先生是一個被邊緣化了的詩人，此話雖有待商榷，但并不見得有什么不好，“作家應該背對文壇面向讀者”，一個真正的詩人未嘗不是如此。朱先生曾經說過“寫作是一種命運，不是分工”，他把寫作看成他來世間的一種宿命，那是詩歌來寫他，而不是他去寫詩歌，他崇尚的一直是自在的寫作。2005年，朱先生詩歌研討會吸引省內外上百位詩人、詩評家的參與，一本專門介紹研討會盛況的專著《泉林晤語》，在當下很有詩學影響。“文章憎命達”，富貴者寫不出好作品，安于清貧，“迎風臨川，破衫如幟”的朱先生，文學上的成就將是奉送給他的最豐厚回報。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今天的這個社會已經很少有仰望星空的人，朱先生應該算一位，他的很多作品將在更遠的歲月釋放出光輝，正如省社科院楊政先生說得那樣：“他可能在今天還比較寂寞，但是在他的身后，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評價他，研究他，尊敬他，認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