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張愛玲熱，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絕對有直接關系。

　　這本出版于1961年的學術著作，本由英語寫成，以西方文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一本中譯本。由于歷史原因，無論是內地還是臺灣，當時對于三十年代的文學全保持著一種曖昧不明的態度，各自推崇的只有符合各自政治立場的作家。而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夏志清以年代劃分，并將其認為重要的作家單獨成章，尤其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三人，與魯迅、老舍等并列，這些在解放后中國內地的文學研究中鮮少提及的名字，夏志清給予了他們極高評價。而隨著這本書傳入內地，“《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圍城》尤其比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秀”等論述，先是在學術界引發爭議及轟動，繼而各路舊作的陸續出版，徐徐展開另一面閱讀領域，惠及讀者之余，熱潮的一觸即發只是必然。1984年，《讀書》雜志發表柯靈的《遙寄張愛玲》，《收獲》則重刊了《傾城之戀》，次年上海書店將舊版的《傳奇》影印出版，雖未經授權，卻正式標志著張愛玲的回歸。

　　此時的張愛玲似乎并未太在意她三十年前離開的這片故土對她的重新評估，一來身體與精神狀態并不太佳，屢屢搬家也對生活造成影響，反而她更關心老友在內地所受的批評。在1983年8月29日她寫給夏志清的信中寫道，“大陸攻擊你的小說史，又被我帶累了，予我apang ofguilt”。那年夏志清62歲，在去韓國開會后重返內地，是他離開上海多年后首次回鄉，也是最后一次。由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緣故，他與主流評論界觀點背道而馳，無謂惹上諸多罵名。還好錢鐘書以社會科學院邀請的名義，為他安排了相關的陪同人員及一路的出行住宿，雖未有演講，倒是見了幾位作家與親友，錢還壓下所有罵夏志清的文章，直到他離開后再發表。信中張愛玲對他此番故地重游也是興致盎然，“西安有沒有新出土的古物？桂林是否有點像重慶昆明？真希望你寫點東西關于此行。大陸游記雖多，我總是等不及地看，盡管看了失望。想你說的上海就如在目前。”短短幾句，只字未提鄉愁，卻又看得人無限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