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耶魯大學“辛德仁”藏書獎出人意料，對火車時刻手冊的收集者青睞有加，令收藏研究了兩百多部福克納作品的布羅斯基屈居第二。后者雖功成名就卻難釋心結。自然，布羅斯基的怨憤并不違情悖理。但在我看來，大學這樣做，只是想讓藏書的范圍更加開放，給予藏書的名目更多包容，同時鼓勵藏書行為，令藏書的精神深入人心。

　　收藏什么樣的書依各人的興趣而定，但藏書家們都為類似的目標而堅持不懈。而不論收藏什么，都有一個共同意義：通過對同一類文本作品的收集，在時間的深度上和內容的廣度上，用整體性的分析、比較、整理等方法對某一類事物進行研究。若是用這一點衡量，火車時刻手冊和福克納的作品就擺在了平等地位上。畢竟“不入人們法眼”的火車時刻手冊，能夠以一個特殊的視角見證火車的發展、城市的變遷乃至人們生產生活中的變革。時刻的分布、停靠站臺的多寡、行程的遠近等能反映出火車作為交通工具的興起和后來在新型工具前的稍顯遜色、城市不同年代交通網的變化等諸多信息。鑒于資料的難得和完整，它在城市規劃研究者眼中的價值，絕不會低于福克納作品在文學研究者眼中的價值。

　　為什么在大多數人眼中，火車時刻表捧得冠軍成了一場“意外”？人們的褒貶多少受到書冊自身價值的影響。福克納的作品——一個作家嘔心瀝血的創作，當然會比唾手可得的火車時刻表得到更多珍視。然而，“辛德仁”藏書獎不是頒給藏品，而是頒給藏書的人：他看到了你所忽視的火車時刻表的價值，他愿意花力氣、用心思收羅這些小冊子并妥善保管，他甚至要在別人不理解的嘲笑聲中堅持他的愛好；所以他有理由拿冠軍，他有資格獲得對一個藏書者的充分肯定。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對于形形色色不計其數的藏書和藏書者，藏書獎正是這樣一個須容納百川的海洋。它的設立，不是為了評判優劣，論言褒貶；而是為了發揚藏書的行為和精神，鼓勵更多的人藏書讀書，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下做某一領域信息的集大成者。它的排名，不是讓藏書者們爭鋒，不是給他們藏品價值的蓋棺定論，而是讓更多人看到不同藏書的風采。

　　不妨給藏書的名目更多包容。藏書，作為一項愛好而言，不同的人各有所愛，正是多樣性成就了它的豐富；作為一項事業而言，不同領域各有需求，正是豐富度使它能為各領域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