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溝橋打響第一槍時，中國就開始進行了長達14年的艱苦斗爭我們今天，和平的鴿子在藍天翱翔，那段歷史，可曾又有人會記起，今年，七七事變0周年。讓我們在此敲響歷史的鳴鐘。

　　紀念七七事變征文篇一：

　　我是1921年秋天出生的，1937年秋天離開北京時剛滿16歲。

　　那時我在北京師范大學附中讀完高中一年級，暑假里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我那時懂點事，但不成熟，讀報中看到宋哲元每次談話都是“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和平和平，和就是要平，平就是要和”。但日本人一動手，中國人想和平也和不了。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在當時也是一座大城市，居然沒多少日子就被日本人占領。北京城里人心惶惶，我們也只好遷回湖南老家。

　　以往回湖南很容易，坐火車從北京到漢口只需幾天。我們那次一走啊，就是40天。北方打仗，鐵路斷了。我們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去青島，從青島換火車到濟南，再坐火車到徐州，最后轉鄭州到漢口。離開北京那一天，天氣很涼，火車站里人很多，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四處彌漫著亡國的死寂。一個多月后回到老家，一個姑媽見到我說：“你怎么瘦了這么多?”我的臉原來很圓，一路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

　　到了長沙還要繼續讀書，因為我從北京去的，很不適應。北京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我們在北京讀書接觸白話文比較多，湖南的中學生古文功底好。考大學時，我的三個志愿報的都是西南聯大，能考入西南聯大是我當時最大的愿望，也是唯一的愿望。

　　我和母校西南聯大的關系非常密切，兩個姐姐是這個學校的，妹妹是這個學校的，姐夫、妹夫是這個學校的，我老伴也是這個學校的。我從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這是一個人成熟的時期。

　　在西南聯大，我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去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聞一多先生的《詩經》《楚辭》，朱自清先生的課，錢鍾書先生的課……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個人，但是他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外面聽，我也夾在其中。聯大的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是學術氣氛。

　　回想我這一生最美好的歲月，還是聯大那七年。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質生活，尤其是不等于錢多，那么，美好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另一個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美好。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生活非常艱苦，可士氣卻沒有受到影響，也并沒有失敗主義的情緒流行，大家總是樂觀、天真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的所在。

　　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國有90%的大學受到日軍的轟炸和摧毀，約106所高校被迫遷移，但萬千師生一路辦學不止、教學不止、求學不止，文化的種子撒播到窮鄉僻壤，產生出更多的力量。這也被后人稱為“一次蕩氣回腸的文化長征”。

　　1937年11月，抗日戰爭的硝煙逼近杭州，浙江大學不得不舉校西遷。這次西遷途經贛、湘、粵、桂4個省份，行程2600多公里，于1940年抵達貴州省遵義市。由于遵義辦學條件有限，理學院、農學院及師范學院的理學部又遷往75公里外的湄潭縣城。

　　據不完全統計，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超過當時所有的中國大學。中國的物理學年會連續4次在湄潭召開。英國《自然》周刊、美國《物理評論》經常收到來自“中國湄潭”的論文，其中僅用“湄潭”兩字做標題的論文就達25篇，如《湄潭茶樹土壤之化學研究》《湄潭動物志》等等。據說，在70年前，只要寫上“中國湄潭”4個字，國外的科研刊物便會準確無誤地寄到時在貴州省遵義市湄潭縣的浙江大學圖書室。

　　1944年10月，應竺可楨之邀，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來湄潭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會上，浙大的教授們宣讀了多篇論文，李約瑟被這些與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驚了，他說：“我可以毫不吝嗇地說，這里是東方的劍橋。”

　　1954年，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出版了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在序言中他告訴讀者，他1944年考察疏散到湄潭的浙江大學，結識了校長竺可楨和王琎、錢寶琮等學者。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學舉行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國際學術研究會上，時任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宣讀了李約瑟的賀詞，特別提到三位已故學者竺可楨、王琎和錢寶琮，李約瑟研究中國科技史，最初曾受到他們的啟發。十多年前，我已搜集到李約瑟及其夫人李大斐走訪湄潭浙大的不少文獻資料，唯獨沒有發現那次訪問的歷史照片，頗為遺憾。

　　2008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了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捷克籍在讀博士胡吉瑞的電子郵件，詢問我祖父錢寶琮與吳文俊在數學史研究方面的問題。我立刻回信，并順便請他在研究所查閱是否存有李約瑟湄潭考察時的歷史照片。胡吉瑞復信曰：“李約瑟在湄潭拍了一些照片，其中兩張可能有您的祖父，但是我們都不敢確定。”他還從研究所檔案資料中找出了李約瑟自制的“錢寶琮卡片”，卡片將錢寶琮稱之為“中國數學史杰出權威”。第二天，胡吉瑞又來信說：“李約瑟在湄潭文廟拍的照片都不太清晰，有的還有雙重曝光。”

　　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喜不自勝，立刻回信：“感謝你給我提供了這么多一手資料，因為它們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從你提供的照片來看，我已認出了王琎(戴眼鏡，有點謝頂的老者)，他右旁邊很可能是祖父，由于是背面，而且不清楚，還需要再看”。時隔不久，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館長莫弗特專門來信，請我進入其館藏網頁，要我辨認李約瑟湄潭照片中的浙大教授，還允許我下載并公開使用加有其網頁標簽的老照片。

　　如此珍貴的浙大照片豈能一人獨享!2009年1月，我帶上照片去拜見106歲高齡的貝時璋先生。老人家手拿放大鏡仔細地查看照片，興奮地喊出王淦昌、王葆仁、王琎、丁緒寶等教授的名字。我又將照片分送給諸位教授的后代，也捐贈給了浙大檔案館、湄潭的浙大西遷歷史文化研究會。

　　李約瑟與浙江大學師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他原計劃在浙大逗留四五天，結果發現可看的東西太多，對浙大的學術成就非常驚訝，因而留了整整八天，稱“浙江大學是與在昆明的著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齊名的學術機構，可能在中國的大學中排名最高”。他為英國《自然》雜志撰寫了親臨浙大的所見所聞，并將自己拍攝的幾張浙大照片刊登在他與夫人合編的《科學前哨》(文獻)和《中國科學》(攝影集)上。

　　李約瑟研究所提供的照片包括校長竺可楨主持的中國科學社學術會議(圖①)、研究人員在試驗田用顯微鏡進行觀察(圖②)以及營養學家羅登義、生物學家談家禎等做實驗的照片。

　　70多年以前的照片已不夠清晰，并且還有重疊現象，說明李約瑟當時操作相機的水平并不高明。然而，作為當時的科學史家，他適時捕捉信息，及時按下快門，定格歷史瞬間，已是相當可貴。

　　李約瑟拍攝的浙大照片不僅見證了學校西遷辦學的艱辛，記錄了浙大人可貴的求是精神和濃厚的學術氛圍，而且填補了西遷浙大時期中外學術交流資料影像的空白，成為我們今天研究浙大西遷史乃至中外科學史最為珍貴的史料。

　　今年上半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銀遺址的水下考古受到各方的關注。目前，出水文物已超過萬件，不但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而且對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經濟史和軍事史均具有重要的意義。沉銀遺址水下考古工作站就設在彭山縣漢崖墓博物館內，這不能不讓人回想起上世紀40年代初，中國考古人在抗戰烽火中所進行的川康古跡考察。

　　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的科學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原，以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和山東龍山的城子崖為代表。戰爭爆發后，兩地的考古被迫進入到資料整理和報告編寫階段。然而，田野考古的炬火并未因之而熄滅，廣闊的西南成為這一新興學科勃興的又一主場。

　　川康古跡考察由遷至四川李莊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南京博物館前身)、中國營造學社三家機構的人員聯合組成。在李濟的領導下，考察團從1941年5月正式開展古跡考察和文物發掘工作，以彭山漢代崖墓和成都永陵為代表，在中國考古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吳金鼎、曾昭燏、夏鼐、高去尋、陳明達、王介忱、趙青芳……他們構成了考察團的基本力量，也成為今天的考古人經常回望、不斷汲取力量的名字。

　　吳金鼎，1926年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國學研究院，在李濟先生的指導下攻讀人類學。1928年在山東城子崖考古發掘中，首次發現以黑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以區別于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1937年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主持了云南蒼洱的考古發掘。他是此次川康古跡考察團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夫人王介忱也是倫敦大學的考古學專業畢業，無償地參與了他所主持的項目，使中國的考古發掘從此有了女性的身影。

　　曾昭燏，中國杰出的女考古學家、博物館學家，中央大學胡小石的得意弟子，1937年獲倫敦大學考古學碩士，戰爭爆發后舍棄在英國的工作機會毅然回國，彭山崖墓發掘期間的后勤工作、后期整理、服飾研究等繁重工作均由這位杰出的女性完成。

　　當然還有夏鼐，我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1939年獲倫敦大學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后，返回了處于戰爭狀態的中國。這位領導和組織了新中國考古事業的大學者，其考古生涯正是從川康古跡考察團開始的。他承擔了六座崖墓的發掘工作，并留下了珍貴的發掘日記。

　　陳明達則是古建筑學家，1932年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師從梁思成、劉敦楨兩位先生學習古代建筑，是劉敦楨的主要助手。抗戰時期曾在西南35個縣進行古建筑考察。為了加強考古中建筑學的研究，考察團特別邀請他來負責崖墓古建筑部分的測繪和攝影。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眾成員在彭山縣江口鎮東南的寂照庵內的一張合影(圖③)。寂照庵是他們當時可以找到的最好居所。

　　在半年多時間里，考察團先后探明崖墓共900余座，發掘了8處遺址、77座崖墓、2座磚室墓。1942年12月，嚴寒的冬天來臨，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吳金鼎等人不得不停工撤退。出土的各類隨葬品、所采集的石質建筑實物標本等，分裝三條大船，順岷江浩浩蕩蕩駛往李莊鎮碼頭。總計達22噸的文物，抗戰勝利后運往南京，成為目前南京博物院頗為重要的收藏。

　　通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他們第一次證明了崖墓這種四川特有的墓葬形式為中國本土文化之產物，以實物形式生動再現了東漢時期四川彭山地區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寨子山550號崖墓出土的秘戲石刻，對研究漢代社會生活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價值，現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并在其最新開放的雕塑館展出。

　　今天你去成都，永陵博物館依然是不錯的選擇，琴臺路也是當地人喜歡聚集的繁華之地。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是抗戰時期中國考古人科學發掘的首個古代帝陵。永陵未發掘之前，陵墓高大的土冢被后人附會為漢代司馬相如的“撫琴臺”，修建了現代的琴臺建筑。1940年秋，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天成鐵路局在撫琴臺北面修筑防空洞，突然被一道磚墻所阻，四川省考古學家馮漢驥聞訊后，親臨現場斷定其為重要的古墓葬。1942年秋，馮漢驥等考古人員進行了第一期發掘。1943年早春，川康古跡考察團結束了在彭山的考古便前來支援。吳金鼎作為團長，營造學社的梁思成、莫宗江、盧繩等也一同前往。由于科學發掘，中國這座唯一的建于地面之上的帝陵，出土了王建本人的石像雕刻、重要的玉冊、玉大帶以及雕刻有24樂伎的棺床……郭沫若曾說，若是在和平年代，這樣的考古發現怕是要轟動世界……

　　李莊，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從重慶坐船要走三天，沒有基本的藥物，甚至沒有紙張可供書寫，沒有印刷設備來出版書籍，但有六年的時間，一大批文化機構棲息于此。這里有當時中國最好的文科圖書館，13萬冊中文圖書、上萬冊的西文書籍和兩萬冊中外雜志成為做研究的最好保障，大家把借書說成是“上山去取經”。這里的九宮十八廟、板栗坳、張家祠堂見證了董作賓的《殷歷譜》、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史語所的《六同別錄》的完成……

　　西南地區的考古代表了當時中國最高的水準，豐厚的收獲也是抗戰中的奇跡。而那些在李莊一面接受最為艱苦的鄉村生活，一面執著于學術研究的先生們，才是中國文化奇跡的重要創造者。

　　紀念七七事變征文篇二：

　　盧溝橋上的石獅子呵，你是否還記得1937年7月7日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戰斗。血和淚，恥辱和奮斗在那里交織。那不懈戰斗著的是一個民族決不屈服的靈魂!

　　滄海桑田，轉眼已過去80年。那些石獅子還是一如從前，這一切的一切都在那場戰斗中定格。

　　時間倒退80年。日本借口一名士兵在軍事演習中失蹤，要求進入橋東宛平縣城搜查。中日雙方正在交涉時，卑鄙的日軍突然向宛平城開槍射擊，接著又炮轟盧溝橋。我軍用大刀、手榴彈等劣質武器多次擊退日軍攻勢。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鱗閣和師長趙登禹先后為國捐軀。但是畢竟我們的軍事裝備那樣落后，7月30日中國駐軍強忍悲憤撤離。

　　時間回到2017年7月7日，七·七事變80周年紀念日。我是一個90后的孩子，從小生活在安靜而舒適的環境中。從未遭遇過炮彈的襲擊，從未嗅過硝煙的味道。但在今天，我見到了很多很多。

　　我看見那些年過80歲的老戰士來到盧溝橋，他們看著那些死去戰友的照片黯然淚下。80歲，他們依舊是戰士。九個老人整齊的站成一排，喊著口號踏著步子，眼前好象浮現起昨日的硝煙。奮斗、不甘受辱、豪邁、堅強，這些情愫幾乎要撐破我的心臟，轟的一下爆裂。

　　我看見那些飄滿紅色旗幟的紀念館。往事已成歷史，但有些東西絕對不能忘!那些精神那些恥辱都通通承載在一張張黑白照片一篇篇報道上。照片上戰士們的眼睛里有火在燃燒。不屈不撓，要燒盡一切恥辱一切不甘!

　　我還看見，一些大學生在紀念館里說說笑笑，絲毫沒有感受到難過和恥辱。

　　我還看見記者在采訪很多年輕人。記者問：“你們知道什么是七·七事變么?”他們擒著一絲微笑回答到：“應該是跟抗日戰爭有關吧，具體的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他們的微笑究竟是禮貌還是羞愧的表現。但是，這是最嚴肅的事情，它是我們每個國人都不能忘的事實。

　　更可笑的是，居然有人說七七事變是牛郎和織女相會的日子。

　　七七這一天，我看到了很多。

　　七七事變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恥辱。我知道有一部分人是沒有忘記的，但我還看到大部分的年輕人都忘了。

　　國恥不能忘。

　　非洲人沒有忘記罪惡的黑奴買賣，日本人沒有忘記美國丟向長崎和廣島的原子彈。但是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偏偏要忘記我們原本不能忘記的七七事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