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能忘了屈原，在懷王客死于秦之時來到江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舉世皆醉，而我獨醒。”漁夫勸他說：“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起醴?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長嘆一聲說：“世人又有誰能理解我呢?楚國日削月割，懷王客死于秦，只剩下無能的襄王與子蘭。楚命不久矣，我又有何顏面茍活于世?唯有一死，乃了我心頭之恨!”乃作《懷沙》之賦，然后懷石投汨羅江一死。后人對此不平，以為楚王那樣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盡忠和報效，我認為這忽視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一面。焉知政治也是一種“理想”。政治家與政客不同，前者是別無選擇的獻身，后者卻是投機。身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國亡國的事實。

　　僅作為一個“詩人”，即使“國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詩人可以以“詩”愛國和救國。他可以為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出奉獻，但作為三閭大夫必須沉江。屈原的這種“相始終”的精神，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面對失敗的唯一選擇，他把作為“政治家”的責任放到“詩人”之上，這才是屈原對自己的定位。

　　屈原是不會等到敵國軍隊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國。他要選擇死，一種自由的、高尚的、獨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他悲吟著，高歌著，在汨羅江飽覽他所摯愛的山河大地，從容如歸地赴死。

　　屈原的死是偉大的，他為了祖國，為了社稷，殫思極慮，至死不渝，流芳百世，名垂青史。

　　祖宗給了我們一個清明節。清明時的中國，生人走到死的邊界，冥冥之中的靈魂也來與生人相逢。中國人，不只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還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活在歷史里，活在未來中。五千年積淀的，絕非只是出土的竹簡，而是這中國式的生命，這使得中國人“精神上的人生”比肉體上的人生更為漫長浩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