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那年入學，學校就在我們東邊鄰村，離家一里地。

　　這所學校在村南邊，共三排房子，南北兩排長些，各有三四個教室，中間一排兩個教室，老師住室在北邊一排西頭。學校正當院有棵大榆樹，上面掛鐘。正門朝西，門口就是操場，東邊也沒有圍墻，可以自由出入，村民戲稱為光屁股學校。

　　學校都是瓦房，北邊一排蓋得最早，為了省料，用的全是單磚。我在北邊一排上一年級時，北墻當腰里掉了幾塊磚，坐在教室就可以看到鴨子在坑里戲水。教室的設施也簡單，凳子一律由學生自帶，低年級課桌是二指厚、幾庹長的木板，一板一組。南邊一排是四五年級，課桌都是泥巴臺子。有同學為追求平整，在上面潑上水，待半干時用爛碗片一下一下搪，竟也搪得油光發亮。只有兩個初中班用課桌，在中間一排。村辦小學原是不準辦初中的，聽父親說，這樣可以緩解鎮上中學的壓力，這種模式，叫“戴帽初中”。

　　那時學校師資缺乏，全校只有校長一人是公辦教師，正兒八經由國家發工資。校長五十多歲，身材偏胖，滿頭白發，看上去很和藹，但我們都怕他。剩下的教師，都是民辦。民辦老師脫離生產勞動，由生產隊記工分。當民辦老師可以脫產，活兒又體面，大隊干部爭著把自己的子女、親屬往學校安排，造成老師水平參差不齊，有的甚至小學畢業也當起了民辦（這批老師中能堅持從教二十年以上的，后來大都轉成了公辦老師）。民辦教師一個月只有幾塊錢津貼，口糧仍在生產隊分，生活水平不比村民們高多少。有時我們到老師宿舍去，老師的飯已做好，但并不揭鍋—那里面，大多也是一鍋紅薯疙瘩。校長就不一樣了，他是商品糧戶口，有購糧本。由學校毗鄰一位干凈爽利的農婦給他做飯，吃白面饃，頓頓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