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一棵樹的命運，不知有多少人能夠認同這個觀點。

　　我們不妨先作個假設：如果設一個森林法庭，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被告。通過陳述實錄，就可以作出明確的判斷――比如，在成片的大面積林區發生山火，至少要達到畝的數量才能稱為災。即使像1987年大興安嶺森林大火那樣的災害，人們雖然給它定性為特大，但燒死了多少樹，誰也數不清。在這里，樹作為生命被草菅了。多數人以為原始森林，是祖先留下的，燒掉太可惜了，而發出的也只是感嘆。

　　自然保護區或西部干旱地區，砍伐或毀燒了樹木，是要以棵為單位來計算的，因為這些地方的樹木太珍貴了。有山沒樹是很荒涼的，人們渴望有樹。

　　在內蒙古赤峰地區，樹是政府和老百姓的眼睛。最典型的事例是，砍掉一棵樹也要驚動當地政府官員，山上一冒煙，不管燒沒燒著樹，市長都會出動。道理很簡單，生活在沙窩子里，幾十年幾代人種樹，在樹的身上他們投入了太多的血汗，也收到了顯而易見的成效。人們看重樹，也依賴著樹。案情已經相當明了：家大業大，手就會松一點，小門小戶就要精打細算，要是貧困戶更不敢輕易動血本了。從以上的陳述，可以看出，樹作為一個活的生命，生存的地位被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給剝奪了。而這些犯罪行為，恰恰是我們人類至今沒有引起重視的一個盲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