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5年前脫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脫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過61歲了。讓一個過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是屬于高峰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那么，一個快落山的太陽，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斗過來的體會。所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討論。

　　第一個重要抉擇

　　我在大學二年級即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系。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我當時選擇這個方向，就是看到未來國家非常需要這個。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的科學事業的發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學規劃里，周恩來總理講了未來幾個重點的領域，包括有計算機技術，我看了以后非常高興。我覺得把自己跟國家最需要的這些事業結合在一起，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第二個重要抉擇

　　1961年，我24歲的時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的硬件實踐基礎上，投身到軟件領域來。

　　我專門投入到軟件領域，而且做硬件和軟件相結合的研究，它給我帶來了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論都提出來了。懂軟件的不懂得硬件，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而懂硬件的人，卻不知道需求。兩者一結合以后，我就能夠在硬件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件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后，就豁然開朗，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第三個重要抉擇

　　在我20多歲的時候，我決定鍛煉英語的聽力。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覺得要做研究，必須要很快地掌握國外的這些資料，一句一句地看，沒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東西。我想應該訓練聽力，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句話聽不見，有一個字稍微打一個疙瘩，你后頭兩三句都聽不見了，這對鍛煉反應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于是就聽，這是1961年的事情了。從1962年開始聽Radio Peking，后來因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癮，就去聽外國的臺，從1962年，聽了整整4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個重要抉擇

　　第四個抉擇是1975年，從事照排這個項目，采用了與眾不同的技術途徑。在我作第四個重大抉擇，搞照排的時候，我按照習慣，做一件事情，總是先研究國外的狀況，熟悉一下最新的進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著看文獻。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看了以后馬上就知道了，美國當時流行的是第三代，數字存儲的，而中國隨便一家都是落后的、過時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掃描的方法。英語的快速閱讀能力在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輕時候一定要學會奮斗。按國外的慣例，當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時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實踐者。我看第一個高級語言，第一個數據庫，第一個操作系統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個實踐者。因為別的人不可能利用你這種感情、這種精力來實踐你的新東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實踐，別人缺乏你這種感情，碰到困難以后也不知道要害關鍵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結果。這個新思想假如不實踐，時間一過，它的創新就沒有了。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輕的時候培養動手習慣，沒有動手習慣，只想出出主意，很難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個重要抉擇

　　在80年代初，我們堅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業化的道路。這件事情我們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們都講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當時我們的艱難，到1986年也沒有這么講，說要把技術變成商品，當時那種氛圍下，看不見前景。但我們認為這是對國家有利的，就堅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場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們才有了點成績，占領了市場。一個人最可貴的是把一個冷門的東西搞成熱門。我們千萬不要跟潮流，要預見到社會的需要，鍛煉和培養自己。所以正確的名利觀就是我們不要去追求科學以外的東西，應該把自己的未來，把自己能力的培養跟社會需要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