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是一個家庭的風氣、風格與風尚。家風對一個孩子的行為舉止，個人修養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后天影響。好的家風形成，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吉鴻昌不忘父訓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人。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一。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當兵，以英勇善戰升為營長、師長，后任國民黨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歲的吉鴻昌，當時任營長，父親吉筠亭病重。他對前來探視的吉鴻昌說："當官要清白謙正，多為天下窮人著想，做官就不許發財。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鴻昌含淚答應。

　　吉鴻昌父親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許發財"六字寫在瓷碗上，要陶瓷廠仿照成批燒制，把瓷碗分發給所有官兵。在分發瓷碗大會上說："我吉鴻昌雖為長官，但決不欺壓民眾，掠取民財，我要牢記父親教誨，做官不為發財，為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

　　吉鴻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謙正，處處為民眾。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反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奮起抗日。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梁啟超教子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一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范。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寫道：“你們須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對于你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你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一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一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么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豐子愷教子

　　豐子愷育有七個子女，他認為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極力反對把孩子培養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豐子愷稱外出做事為“無聊”，和孩子們在一起則內心充滿歡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飯，唱小曲逗孩子，畫畫引孩子笑，和孩子們特別親近。有一次，長子瞻瞻要豐子愷抱他到車站去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回來”，到家時，卻熟睡在父親肩頭，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豐子愷在《給我的`孩子們》一文中感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偽的!”

　　除了讓孩子在愛的空氣中自由成長，豐子愷還重視培養孩子的獨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與子女“約法”，強調最多的便是“獨立”，其中一條寫道：“大學畢業后，子女各自獨立生活，并無供養父母之義務，父母亦更無供給子女之義務。”同時，子女獨立后，要與父母分居，“雙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屬鄰誼性質，絕非義務”。

　　司馬光教子有方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歷史學家，官至宰相。

　　司馬光雖官高權重，但嚴于教子，很注重培養子女自律自立意識。他寫了了篇傳誦至今的《訓儉示康》。他在總結了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之子，因受祖上蔭庇不能自強自立而頹廢沒落的教訓，告誡其子："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以立名，侈以自敗"。

　　由于教子有方，司馬光之子，個個謙恭有禮，不仗父勢，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見容止，雖不識皆知司馬氏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