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魯迅在離我們遠去，周作人正在向我們走來

　　。這或許是事實。但我卻并不以為然。我是31年前讀的魯迅，1年前讀的周作人，中間隔了30年。但魯迅仍然離我很近，周作人仍然離我很遠。一個人，在他的青年時代，首先讀的是魯迅還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對他的一生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一個時代，是提倡魯迅還是周作人，我想，對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會產生很不同的影響。對今日中國青年，今日知識分子來說，更需要的還是魯迅，而不是周作人。

　　當然，魯迅和周作人是親兄弟，

　　魯迅也并不知道周作人的“后事”。但即使從周作人的“前事”而言，他與魯迅的地位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不僅是從文學史角度的評價，而且是就他們對于中國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意義而言的。魯迅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名驍將，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靈魂的重鑄者；魯迅所批判的不僅是哪一種制度哪一個階級哪一派文化現象，而是在幾千年封建文化“醬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籠”扭曲中霉變畸形的民族靈魂。魯迅積其一生之力鑄造國人的靈魂。他自己也成為我們民族的不朽靈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發言人，也曾是傳統倫理文化的批判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淪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傳統士大夫的心態，用沖淡的白話語言去嫻熟地玩起了器物文化來。悠悠五千年，這樣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見，吃喝玩樂衣食居行，隨手拈來舊式文化，就是文明。用林語堂的話說就是，西文文明除去抽水馬桶先進外，其它別無所長。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

　　玩文學

　　”的青年哪能玩過周作人呢?

　　玩物喪志，周作人最終幾乎是自愿地出賣自己的靈魂，成為民族的罪人并不偶然。如此一個周作人如何能和魯迅相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