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教科書外的魯迅“畫像”

　　在魯迅去世前的一個多月，日夜躺著，無力讀書寫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寫了篇《死》。魯迅到底是魯迅，即便醫生宣告了他“就要滅亡”，這篇關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寫得氣勢不凡。不過，這篇名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動人，也許恰恰是它吊詭地議論了生——魯迅比誰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滅亡，卻啟動了他聲名的另一種新生。

　　就此，魯迅，將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而淪落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見到的一個詞匯。正如余華所言，魯迅的命運即是從一個作家變為一個詞匯，再從一個詞匯變為一個作家。而魯迅命運的轉變，同時也是1949年后中國政治、文化、文學的劇情變化。魯迅，就像是“溫度計”，忽高忽低的體溫，鮮明見出整個社會的體溫，是正常、感冒還是發燒。比起這種“鮮明”，魯迅本身反倒變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魯迅又不時成為當代文化論戰的試驗常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爭論不歇，即便再度談論諸如魯迅的文學創作、道德人格、魯迅和胡適的比較等老命題，也仍會生發出新問題，諸如革命與改良之爭、政治與文學之關系等等。有論者指出，魯迅早已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道統”。

　　而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民眾也越來越不滿慣常的那個教科書里的魯迅。他們要的是一個親切有味的魯迅。尤其近年，魯迅被一再要求“還原”、“喚回”、“平視”，像是一件寶物，被雙方不停地爭來奪去。也在這過程中，魯迅的面目庶幾更清晰了些。

　　畫家陳丹青自三年前“笑談大先生”之后，一發不可收拾，寫就了七篇談魯迅的文字，好比是給教科書外的魯迅畫了七張簡凈風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魯迅并非一個詞匯、概念或是什么說法，就是一個待在上海，抽煙，愛看電影，愛買書的作家。他喜歡的魯迅，是“好看”的人，“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溫情、體貼，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贊嘆“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為上海很看得起魯迅，而魯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魯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魯迅；而魯迅與胡適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異，“獨尊魯迅、抹殺胡適”不是對魯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態迅速敗壞，文藝生態迅速荒蕪”，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后，失去歷史”；而《狂人日記》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們文學或可為歷史的寓言與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