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教科書外的魯迅“畫像”
在魯迅去世前的一個多月,日夜躺著,無力讀書寫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寫了篇《死》。魯迅到底是魯迅,即便醫生宣告了他“就要滅亡”,這篇關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寫得氣勢不凡。不過,這篇名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動人,也許恰恰是它吊詭地議論了生——魯迅比誰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滅亡,卻啟動了他聲名的另一種新生。
就此,魯迅,將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而淪落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見到的一個詞匯。正如余華所言,魯迅的命運即是從一個作家變為一個詞匯,再從一個詞匯變為一個作家。而魯迅命運的轉變,同時也是1949年后中國政治、文化、文學的劇情變化。魯迅,就像是“溫度計”,忽高忽低的體溫,鮮明見出整個社會的體溫,是正常、感冒還是發燒。比起這種“鮮明”,魯迅本身反倒變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魯迅又不時成為當代文化論戰的試驗常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爭論不歇,即便再度談論諸如魯迅的文學創作、道德人格、魯迅和胡適的比較等老命題,也仍會生發出新問題,諸如革命與改良之爭、政治與文學之關系等等。有論者指出,魯迅早已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道統”。
而隨著社會的日益開放,民眾也越來越不滿慣常的那個教科書里的魯迅。他們要的是一個親切有味的魯迅。尤其近年,魯迅被一再要求“還原”、“喚回”、“平視”,像是一件寶物,被雙方不停地爭來奪去。也在這過程中,魯迅的面目庶幾更清晰了些。
畫家陳丹青自三年前“笑談大先生”之后,一發不可收拾,寫就了七篇談魯迅的文字,好比是給教科書外的魯迅畫了七張簡凈風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魯迅并非一個詞匯、概念或是什么說法,就是一個待在上海,抽煙,愛看電影,愛買書的作家。他喜歡的魯迅,是“好看”的人,“一臉的清苦、剛直、坦然,骨子里卻透著風流與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溫情、體貼,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贊嘆“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為上海很看得起魯迅,而魯迅不很看得起上?!?,于是魯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魯迅;而魯迅與胡適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異,“獨尊魯迅、抹殺胡適”不是對魯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態迅速敗壞,文藝生態迅速荒蕪”,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后,失去歷史”;而《狂人日記》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們文學或可為歷史的寓言與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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