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和周令飛的話具有現實意義。今年年初，浙江紹興魯迅故里百草園舉行了一場活動。會上，“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的說法引起多方共鳴。

　　一談起魯迅的形象，立馬想到怒目金剛、橫眉冷對;一說起魯迅的文章，立馬想到“似投槍、如匕首”。顯然，這不是完整的魯迅，如周海嬰所說，是“政治上需要”的魯迅。周令飛說：“魯迅不單是個勇敢的戰士，更是個風趣幽默、可親可愛的長者。”魯迅本來就是立體的、多元的，教材偏偏把他描摹為平面的、單一的。

　　現任魯迅文學館館長的孫郁認為：“沒有閱歷的人很難讀懂魯迅的書。”魯迅的觀察是尖銳的，體驗是深刻的，用語是刻薄的，情感是蒼涼的，不鼓勵青少年多讀，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京文化界人士19日會聚魯迅博物館，緬懷這位偉大的現代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貫穿整個紀念活動的是這樣一種關注和思索：魯迅到底離我們有多遠?

　　當天在魯迅博物館舉行的“魯迅逝世七十周年暨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文化部部長孫家正發表演講說，魯迅的時代雖已遠逝，但他那種要在沒有路的地方走出路來的精神將永存。魯迅的精神在我們現在這個提倡“和諧”的時代中，仍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諧”永遠是一個過程，是矛盾中的發展，運動中的平衡，差異中的協調，多樣中的統一，其核心是人的全面發展。魯迅倡導的啟迪民智，改造國民性、利人思想及其批判精神，是我們朝這一方向前進的動力。

　　魯迅精神作為一種資源是“儒家之后最具有原典意義的存在”。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表示，正是魯迅精神使該博物館半個世紀以來成為千百萬人造訪的“圣地”。他說：“魯迅是一種開放的、未完成的精神之火，在古老的土地上擴張著，并因此而與每一代人的精神盤詰相遇，成為一種無窮的光源。”

　　著名畫家陳丹青探討魯迅的角度獨樹一幟。他認為，對魯迅的討論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準政治話題到民間話題的曲折過程，現在我們“要還原魯迅是很難的”，因為我們和魯迅之間已經缺乏可共享的生存經驗、文化經驗和政治經驗。所以，作為現在我們探討魯迅的起點，我們首先要提出的問題“不是‘魯迅是誰’，而是‘我們是誰’”。

　　魯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紹興。1902年，留學日本學醫，后從事文藝工作。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五四運動前后，參加《新青年》雜志的工作，創作了《吶喊》《野草》《朝花夕拾》及中篇小說《阿Q正傳》等作品。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終年55歲。他的作品被翻譯成70多種文字，在50多個國家流傳。

　　“許多人都在哀嘆，這個時代的人正在遠離魯迅，好像魯迅一旦被公眾棄絕，他的價值就會隨之貶低——豈不知，真正貶低魯迅的，恰恰是有這種想法的人;事實上，魯迅真正的價值，就體現在他與這個時代之間的斷裂和錯位上：只有在反對他的地方，魯迅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反對得越厲害，他的價值就顯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會喜歡警察的，我想，一個仍是‘想做奴隸而不得’或‘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也是不會喜歡魯迅的文字的。魯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見每一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當然恨不得早日鏟除他，消滅之。”

　　魯迅只活了五十六歲，只寫作了十八年，但魯迅的存在像一個燃燒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沒有對火的經驗，那必定是會被灼傷的。我們應該讀點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