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居安思危》有感

　　雖然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舊事，蘇東劇變仍然是今天的人們會津津樂道的話題，它就像一場無法預知結局的電影，只有身處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如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整個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給世界格局和人類歷史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來自原兩大陣營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專家學者一直試圖描述和解釋這段歷史，但并沒有達成一個共識，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完成這個任務。但不管怎么說，蘇東劇變結束了冷戰的對立格局，也重寫了人類合作與抗衡的永恒主題。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就是一本以社科院為主角，代表了中國主流學術界對蘇東劇變看法的書，該書匯聚了大量對蘇東劇變史料的研究分析，最終得出蘇共的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結論。雖然我認為這本書也避免不了中國學術類專著先有結論后作分析論證的套路，但這本書翔實的內容還是給了我很多啟發，并讓我想起學生時代對蘇東劇變的研究和寫過的一篇文章。重新拿起這篇文章來看，當時的立足點更偏向經濟，認為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推進的太快，當然這是我分析復雜問題的一個角度，而蘇東劇變的原因顯然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上這么簡單，還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及歷史因素。用一篇文章或者一本書來涉及這么多方面顯得面面俱到，也失去了研究價值，一個角度能解釋清楚，已經殊為不易，從這點上來看，我對《居安思危》這本書的立意是認可的。

　　我想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是應該更加關注于分析蘇東劇變本身，還是要糾結于在各種不同的角度中選取所謂最有價值的角度，即書中所提出的“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書中把大量篇幅用于證明蘇聯的解體不是由于蘇聯的制度有問題，而是由于蘇共的領導集團逐漸脫離乃至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談到“一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史，同樣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史”，話說到這兒，剛好應證了作者曾經提出的“對蘇共垮臺、蘇聯解體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讀，本質上都直接或間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場”。作為中國主流學術解讀的權威性躍然紙上、旗幟鮮明、不容反駁。

　　但這個社會的發展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聲音一個觀點一個角度可以睥睨天下的時代，在這本書之外很多分析討論蘇東劇變的資料中，我找到了東歐經濟轉型問題專家金雁博士的文章《蘇聯解體20年祭》，學生時代對經濟轉型問題的研究看過不少金博士的文章，曾給我很大啟發。這篇《蘇聯解體20年祭》站在一個和《居安思危》完全不同的角度，他引用了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的話“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么道路可走”，認為蘇聯體制的垮臺有其內在邏輯，并不能歸罪于哪個個人。蘇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國家干預無所不及、混同民主與福利的需求，最終導致了這個體制的崩潰。描述東德情報機關史塔西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者的電影《竊聽風暴》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蘇東國家對國家的公權與個人信息自由之間界線的無視，社會國家化、權力集中化，這一切讓半數的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喪失了蘇共的執政基礎。

　　不管是《居安思危》，還是《蘇聯解體20年祭》，都提出經濟學家一直強調的斯大林模式或僵化的蘇聯及東歐計劃經濟模式，并不必然引致整個體系的分崩離析，這當然是合乎情理的判斷，但不可忽視的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不可避免會帶來人們精神生活上更高的需求，以及對個人權利和保障的重視，這一切如果能推動體制向著有利于普羅大眾的方向轉型，這種經濟層面的轉型就是可持續的，反之則會因為體制的固化或利益集團的裹挾最終影響到經濟轉型本身。羅杰斯在他環游世界的游記里提到，蘇聯用價格管制和出口控制保證了國內的低物價和幾乎為零的通貨膨脹率，但蘇聯的物資還是匱乏，體現在生活用品上極為明顯，一方面能買到的東西少，另一方面能買到的東西與國際比價格極低，這種封閉的計劃經濟帶來的低效率、官僚主義和腐敗最終葬送了不僅僅是蘇聯人民而且也包括蘇共黨內，甚至領導集團對體制的信心。

　　在此基礎上的轉型顯得順理成章，在蘇聯卻又來得迅雷而不及掩耳。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探討休克式療法和漸進式改革的利弊，中國的專家學者詬病薩克斯的休克療法把俄羅斯帶入了一個難以恢復元氣的低谷，而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卻一步步取得巨大成就。從短期經濟效果來衡量這種說法也許沒錯，但真正的問題在于俄羅斯是長痛不如短痛的爆發式解決問題，而中國卻把真正的難題推向了以后。陳志武也提出中國漸進式改革難以為續的原因在于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推動改革的動力消失了，中國很有可能會掉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反觀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體制轉變完成之后經濟逐漸恢復增長，部分東歐國家甚至步入發達國家隊列，市場的基礎一旦確立，要止步不前甚至倒退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蘇東劇變發生之后，冷戰剛剛結束之時，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中預言到，最后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但蘇東劇變后二十年的今天，歷史并沒有終結，從俄羅斯政治轉型的經驗來看，從獨裁到自由民主的過渡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必然歷程。蘇聯解體之后，許多所謂第三波民主轉型的國家都未能如外界所期盼建立起一個健康的民主政體，而產生了一種結合了民主原則和威權治理的“混合體制”，有人說這還處在過渡階段，但這種穩定的狀態卻往往讓我們質疑過渡階段將持續多久，這也使我們回溯到弗朗西斯.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構》中所強調的文化傳統在文明沖突中所起到的作用，即自由民主的文明在西歐基督教文化之外地區的適用性問題。

　　蘇東巨變前的二十年，是利比亞的八月革命，卡扎菲奪權上臺，而蘇東劇變二十年后的今天，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的威權政府紛紛倒臺，卡扎菲不知所終，有人把近期的政權交替稱作“阿拉伯的春天”，但看看蘇東劇變后的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千差萬別的政治局面，我們很難判斷春天之后是燦爛的盛夏、蕭瑟的秋日還是西伯利亞平原的寒冬。世界歷史的滾滾巨輪不會為一兩場變革而止步，人類文明也不會因為政體的更迭而倒退，我們在這里探討蘇東劇變，一方面是要有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戰略眼光，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從更多角度、更廣范圍得到一些啟示，能幫助我們去思考。畢竟，解釋歷史的價值不在于真正拿歷史指導現在，而是為了不忘卻，唯有不忘卻，才不至于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