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于白熱化階段。燎原之火,生靈涂炭,天災人禍,哀鴻遍野。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時,幾乎鮮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發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旱災。老東家,狡猾、市儈,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無法對抗這史無前例的災難,他被迫逃荒,親眼見證著兒子、兒媳、老伴等親人的種種死狀。他的遭遇是三百萬災民的縮影,面對這群人的苦難,無論是高高在上的蔣委員長,還是深入民間報道災難真相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以及海內外的每一個人,如何能從這眼前的人間煉獄之景側目。絕望無止的逃生坎途,中華民族多舛命運的苦難一斑……

第一篇:
電影《1942》表現的這場大饑荒,造成了300萬人死亡,300萬人背井離鄉。從1942年春天開始,河南各地出現冰雹、大風與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蟲肆虐。餓殍遍野之時,國民政府仍狂征軍糧并封鎖消息,災民的糧食被搜刮殆盡,最終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死亡,河南大地也變成了一座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成了當時最生動的寫照。
“為什么我的眼里飽含淚水?因為我的心很痛很痛……”
影片開始,講述者很平靜地給我們講述了1942年世界上發生的諸多“大”事:宋美齡訪美、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丘吉爾感冒,最后一條是河南大饑荒。于是,順著這條脈絡,我們發現很多同胞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死在了日本人轟炸中,甚至死在了別人的鍋里……丘吉爾感冒竟然能夠與300萬人死亡放在一起相提并論,我不知道這是黑色幽默還是諷刺?
也許,在那樣一個年代,老百姓的性命本身就卑微如螻蟻,死就死了,包括300萬人的死,都只是一個數字上的變化而已,沒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才被堂而皇之地排在了丘吉爾感冒的后面。于是,不管是少東家欺負花枝而后被搶糧的災民殺死,還是花枝老公瞎鹿被幾個痞子兵殺死在鍋里,乃至瞎鹿的母親死在日本人槍下,女兒從火車上摔下死亡,雖然死法不同,但卻都殊途同歸,國民政府官員不在乎,蔣總統也不在乎。因為在蔣總統的眼里,很多事情都比河南的災荒重要,包括和日軍作戰,向英美列強求援,此外還要打通滇緬公路,解救被圍困的英軍,還要防備虎視眈眈的各路軍閥和勢力不斷壯大的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他哪有心思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或許,在蔣總統的心里,他希望把河南災民當做包袱丟給日本人,用以拖住對方,卻沒想到對方本身就是虎狼,災民的下場由此可想而知。
饑餓讓人感覺遲鈍,苦難也會模糊人們的記憶。作為土生土長的河南人,掰著手指頭算一算,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包括父母和一些上了歲數的鄰居也都趟過1942那條河,但在觀看《1942》之前,我卻從來沒有聽任何人和我說起過老家曾發生過那么一場大饑荒。不知道是我的長輩們忘記了他們曾經遭受的苦難,還是故意模糊了記憶,就像一塊長在心口的傷疤,不愿意再揭開露出那份血淋淋的傷痛。
作為災民的后代,我能理解我的先輩們那種“只要活下來”就好的心態,因為他們經歷的苦難太多太多,所以麻木就成了忘記過去和活下去的唯一支撐,當連“一口吃的”都難以滿足的時候,再奢談什么尊嚴和道義本身也毫無意義。并且,對于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老鄉們來說,餓得“人吃人”當然不是什么能拿得上臺面的話題,不談也好,而對于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死了300萬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東西,所以你不說我不說,幾百人死亡的事實就這樣被壓在了歷史的箱底。
感謝我的老鄉劉震云,讓我們溫故了《1942》;感謝導演馮小剛,讓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史實;更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讓我們過上富足幸福生活的同時,通過電影藝術塑造的公眾集體記憶,一起祭奠災民亡靈,以避免歷史苦難重演。
第二篇:
影片結束時,我哭了。情緒很復雜,悲傷、痛苦、同情、無耐好像都不能準確的描述這個情緒,我說不上來,更像是一種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這個情緒到底是什么,只是讓自己流著淚。
回來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為什么覺得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說,可能很多人會不覺得好看。我也在整理著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動了,絕對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實。我在看的過程中,會去自然的對比現在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國,真的猶如天堂一般。覺得自己太幸福,也感謝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但越往后面看,我確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層的東西,當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現在的中國去掉經濟高速發展光鮮的外衣后,其實骨子里面的東西,跟1942年居然沒有兩樣時,我不僅打了個寒顫。我腦子里開始浮現出那位外國記者反復問道的一個問題:“怎么會這樣?”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軍隊在此陷入膠著狀態,大面積的蝗蟲和旱災使得夏秋兩季絕收。在沒有糧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販人,年輕的閨女媳婦通常被買去周家口等地的窯子。電影中,徐帆飾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為了孩子能夠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將自己賣了了出去,臨走之時,她對僅處了一天的丈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完整)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男人聽罷,默默無語,只能無能為力的目送馬車離去。
天災也許還可以用“逃離”來解決,可是戰爭帶來的傷害卻是避無可避。即使河南已淪為半壁江山,仍是國民政府手里的糧食支柱,從河南征購的糧食支撐著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天災來時,農民手中僅有的余糧也被搜刮殆盡,軍糧供給亦不可少。當時的國民政府,從蔣介石開始,對于這場饑荒帶來的災難就處于“甩包袱”的態度。他假裝不相信的態度也并未避過《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當面遞上的血淋淋的災情照片,中國人向來就是樂忠于報喜不報憂的。即便是最后撥下的救災糧食,要支付軍糧開始,打點上下級關系,最后到達災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擺出的是一盤沒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幾乎動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災的外在手段:政府動用軍糧的援助、宗教團體和國際社會的努力、民間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劉震云和馮小剛是智慧而充滿靈性的,在片尾出現了這樣一幕,大當家收養了一個剛剛失去母親的小姑娘。這就是他們給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類最終開始明白人與自然其實是一個整體,只有人內在和諧了,才能有風調雨順;只有當人類之間做到不分彼此的去愛時,人禍才能最終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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