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處于白熱化階段。燎原之火，生靈涂炭，天災人禍，哀鴻遍野。當軍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時，幾乎鮮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發一場慘絕人寰的大旱災。老東家，狡猾、市儈，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無法對抗這史無前例的災難，他被迫逃荒，親眼見證著兒子、兒媳、老伴等親人的種種死狀。他的遭遇是三百萬災民的縮影，面對這群人的苦難，無論是高高在上的蔣委員長，還是深入民間報道災難真相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以及海內外的每一個人，如何能從這眼前的人間煉獄之景側目。絕望無止的逃生坎途，中華民族多舛命運的苦難一斑……

第一篇：

　　電影《1942》表現的這場大饑荒，造成了300萬人死亡，300萬人背井離鄉。從1942年春天開始，河南各地出現冰雹、大風與黑霜，然后是遍地大旱、蝗蟲肆虐。餓殍遍野之時，國民政府仍狂征軍糧并封鎖消息，災民的糧食被搜刮殆盡，最終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死亡，河南大地也變成了一座慘不忍睹的“人間地獄”。“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成了當時最生動的寫照。

　　“為什么我的眼里飽含淚水?因為我的心很痛很痛……”

　　影片開始，講述者很平靜地給我們講述了1942年世界上發生的諸多“大”事：宋美齡訪美、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丘吉爾感冒，最后一條是河南大饑荒。于是，順著這條脈絡，我們發現很多同胞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死在了日本人轟炸中，甚至死在了別人的鍋里……丘吉爾感冒竟然能夠與300萬人死亡放在一起相提并論，我不知道這是黑色幽默還是諷刺?

　　也許，在那樣一個年代，老百姓的性命本身就卑微如螻蟻，死就死了，包括300萬人的死，都只是一個數字上的變化而已，沒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才被堂而皇之地排在了丘吉爾感冒的后面。于是，不管是少東家欺負花枝而后被搶糧的災民殺死，還是花枝老公瞎鹿被幾個痞子兵殺死在鍋里，乃至瞎鹿的母親死在日本人槍下，女兒從火車上摔下死亡，雖然死法不同，但卻都殊途同歸，國民政府官員不在乎，蔣總統也不在乎。因為在蔣總統的眼里，很多事情都比河南的災荒重要，包括和日軍作戰，向英美列強求援，此外還要打通滇緬公路，解救被圍困的英軍，還要防備虎視眈眈的各路軍閥和勢力不斷壯大的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他哪有心思管老百姓的死活呢。或許，在蔣總統的心里，他希望把河南災民當做包袱丟給日本人，用以拖住對方，卻沒想到對方本身就是虎狼，災民的下場由此可想而知。

　　饑餓讓人感覺遲鈍，苦難也會模糊人們的記憶。作為土生土長的河南人，掰著手指頭算一算，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包括父母和一些上了歲數的鄰居也都趟過1942那條河，但在觀看《1942》之前，我卻從來沒有聽任何人和我說起過老家曾發生過那么一場大饑荒。不知道是我的長輩們忘記了他們曾經遭受的苦難，還是故意模糊了記憶，就像一塊長在心口的傷疤，不愿意再揭開露出那份血淋淋的傷痛。

　　作為災民的后代，我能理解我的先輩們那種“只要活下來”就好的心態，因為他們經歷的苦難太多太多，所以麻木就成了忘記過去和活下去的唯一支撐，當連“一口吃的”都難以滿足的時候，再奢談什么尊嚴和道義本身也毫無意義。并且，對于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老鄉們來說，餓得“人吃人”當然不是什么能拿得上臺面的話題，不談也好，而對于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死了300萬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東西，所以你不說我不說，幾百人死亡的事實就這樣被壓在了歷史的箱底。

　　感謝我的老鄉劉震云，讓我們溫故了《1942》;感謝導演馮小剛，讓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史實;更感謝這個偉大的時代，讓我們過上富足幸福生活的同時，通過電影藝術塑造的公眾集體記憶，一起祭奠災民亡靈，以避免歷史苦難重演。

　　第二篇：

　　影片結束時，我哭了。情緒很復雜，悲傷、痛苦、同情、無耐好像都不能準確的描述這個情緒，我說不上來，更像是一種慈悲。我也不愿意去太多的思考這個情緒到底是什么，只是讓自己流著淚。

　　回來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為什么覺得這部片子好看，但也在說，可能很多人會不覺得好看。我也在整理著自己，到底被什么打動了，絕對不只是影片拍得很真實。我在看的過程中，會去自然的對比現在的生活，比起生活在解放前的中國，真的猶如天堂一般。覺得自己太幸福，也感謝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但越往后面看，我確越多的看到了更深層的東西，當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現在的中國去掉經濟高速發展光鮮的外衣后，其實骨子里面的東西，跟1942年居然沒有兩樣時，我不僅打了個寒顫。我腦子里開始浮現出那位外國記者反復問道的一個問題：“怎么會這樣?”

　　一九四二年的河南，中日軍隊在此陷入膠著狀態，大面積的蝗蟲和旱災使得夏秋兩季絕收。在沒有糧食的日子里，最后的出路就是販人，年輕的閨女媳婦通常被買去周家口等地的窯子。電影中，徐帆飾演的花枝在失去丈夫后，為了孩子能夠有一口吃的，在于男人一夜夫妻之后又將自己賣了了出去，臨走之時，她對僅處了一天的丈夫說：“你來，我的褲子囫圇(完整)一些，咱倆脫下換一下吧。”男人聽罷，默默無語，只能無能為力的目送馬車離去。

　　天災也許還可以用“逃離”來解決，可是戰爭帶來的傷害卻是避無可避。即使河南已淪為半壁江山，仍是國民政府手里的糧食支柱，從河南征購的糧食支撐著整個西北的軍隊、官僚和城市。天災來時，農民手中僅有的余糧也被搜刮殆盡，軍糧供給亦不可少。當時的國民政府，從蔣介石開始，對于這場饑荒帶來的災難就處于“甩包袱”的態度。他假裝不相信的態度也并未避過《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當面遞上的血淋淋的災情照片，中國人向來就是樂忠于報喜不報憂的。即便是最后撥下的救災糧食，要支付軍糧開始，打點上下級關系，最后到達災民手中的已是寥寥。

　　似乎《1942》擺出的是一盤沒有救的死局，影片中幾乎動用了一切似乎可能救災的外在手段：政府動用軍糧的援助、宗教團體和國際社會的努力、民間的慈善捐助……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劉震云和馮小剛是智慧而充滿靈性的，在片尾出現了這樣一幕，大當家收養了一個剛剛失去母親的小姑娘。這就是他們給出的救世良方：只有全人類最終開始明白人與自然其實是一個整體，只有人內在和諧了，才能有風調雨順;只有當人類之間做到不分彼此的去愛時，人禍才能最終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