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上稱他為“起衰振隳”的“救時宰相”。他以一己之力，撐起了即將分崩離析的明王朝，讓絕望的世人看到了暗暗長夜中微弱但卻刺眼的曙光。

　　張居正生于國家多事之秋：16世紀的中國衰敗的不僅僅是明朝的統治，還有整個封建王朝。此時的國家在經濟政治上混亂不堪，千瘡百孔，急需一位能掌控大局的人運籌帷幄，挽救已在懸崖邊的王朝。張居正是湖北江陵的一介平民，“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在家鄉被人稱為天才，十三歲的鄉試是他的一次鳳凰涅盤：主考官顧璘故意使他落選，希望能激勵他更加奮進，果然張居正在三年后的考試中一舉成名，成為了最年輕的舉人。張居正后來還提到顧璘的恩情，“仆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恩，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

　　隆慶六年，皇帝病故。張居正升為首輔。又因張居正是皇帝的老師，深受皇帝的信賴。他從此掌握了王朝的大權，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改革。

　　張居正雷厲風行地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他一再宣告：“所在強宗豪民，敢有撓法者，嚴治不貸。”他剛過的性格使新政得以順利進行。他還不拘一格的使用、提拔和培養人才。他調整土地政策，興修水利，真正做到便民利民。他大膽突破理學的禁錮，要求為官者體察民情，并宣揚無神論的觀點，使整個社會的風氣為之一新。對于改革的成效，《明通鑒》贊譽：“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備。”

　　改革中或因自身利益受損，或因為妒忌的輿論一直包圍著張居正。他的才干無可否認，輿論也只是針對他的道德，于是凡是處于其位者具有代表性的惡行，無不被加到了張居正的頭上。海瑞評說“居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但他為了革除“數十年廢弛從積之政”，必須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萬歷五年正當改革從政治推向經濟之時，張居正父親去世，新政正是方興未艾之時，若他離任守孝一定會前功盡棄，于是張居正強忍父親辭世的悲痛，為國“奪情”。反對派借機紛紛攻擊，“忘親貪位”、“禽彘”的帽子扣到了他的頭上，也是從此開始，張居正在舉世非議的反對浪聲里，超越了那個時代所謂的道德信仰，從而孤獨執著地緊握自己的理想。這份執著是他取得蓋世功績的重要原因。

　　然而政以人舉也必將以人亡。通常改革家的個人命運與新政連為一體，政亡人息、功敗垂成是改革家不變的命運：商鞅車裂，王安石郁郁而終，張居正也不可能擺脫宿命。雖然他有過人的膽識和魄力，駕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的威勢，但他無法變更改革的脆弱性質，時代和階級注定的局限給改革家的道路越來越窄。正如他所說“仆以孤焰，耿耿于迅飚之中”。他就像那搖搖欲滅的孤焰，不顧一切的燃燒自己的激情與生命在獵獵寒風之中，他要以自己微弱的光芒照亮一個衰敗的王朝復蘇的通途。腐爛的王朝在他的孤獨吶喊中竟也放出一度耀眼的光華，但那就像發生在漆黑夜空中絕美的流星，為絕望的世人舞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后匆匆泯滅，仿佛在惋惜已不再回來的青春。

　　萬歷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十二月反對派開始了對其家人的迫害：張居正滿門查抄，家屬餓死十多人。他為之付出一生的新政，已同他成為歷史。此后明衰敗的形勢便一發不可收拾，再沒有一個有識之士能力挽狂瀾于既倒，人們懷念新政時的安寧與富庶，紛紛為張居正昭雪，其中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這些人在反對張居正時又怎會想到新政不在時的滿目瘡痍，又怎會想到如今要張居正的平反而奔走呼號。歷史上不乏憂國憂民者，然而卻缺少敢為大過之事的勇士。崇禎在國破家亡之際，才明白“得庸相百不如得救時相一也”，張居正才得以平反。正如江陵故宅詩云：恩怨盡時方定論，封疆危日見才難。

　　分崩離析是一個王朝最終的結局，一代改革家拼盡一切也要挽回王朝沒落的膽略與才識卻像星辰般長存歷史，亙古不變，普照一代又一代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