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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類
1.橫店耗資300億建“圓明新園” 侵權圓明園惹爭議
事件回顧:
5月10日,占地6200多畝、總投資300億的橫店圓明新園(一期)開門迎客。因仿建圓明園備受關注的圓明新園,從提出到如今一期建成,7年時間內,圍繞其“是否勞民傷財”“土地審批是否違規”“與圓明園遺址侵權之爭”等爭論,從未停止。
熱點時評
“圓明新園的建設資金全部來自民間,其中絕大部分由企業自籌,少部分來自社會捐贈。不花政府財政的錢,就不存在勞民傷財之說。”東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樓守威說,企業遵循的是市場規律,愿意巨資投入,自然對成本收益和承受能力有所考量。
他介紹,在建設初期,圓明新園確實曾因為存在違規立項、用地申報違反國家供地政策、規劃用地違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等問題被國土資源部叫停。在經過整改之后,圓明新園項目重新立項并低調動工。圓明新園投資人徐文榮介紹,圓明新園建設獲得有關部門的立項許可,相關土地審批手續已全部完備,所有手續合法。
“北京圓明園遺址應該保護,因為它是文物,可以讓國人牢記國恥;而在橫店建設圓明新園,可以再現當年藝術經典。”徐文榮認為,北京圓明園目前僅是遺址,圓明新園是按照圓明園圖紙仿建的全新的園林景觀,談不上侵權。而且,橫店圓明新園的名稱和項目都是經過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的,“如果侵權也不可能通過”。
中國圓明園學會副秘書長要礪閔認為,過去曾有人提出過在原址的廢墟上重建圓明園,但這是不可能的。國家文物局也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將圓明園定位為遺址公園。“爭論和比較毫無意義。”要礫閔說,在遺址重建圓明園絕無可能,一些和清代皇家有關的娛樂設施和項目也無法在遺址開展。“研究和保護好現有遺址是北京圓明園最大的任務,而一些想做卻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古建筑的仿建和修復、場景再現等等,卻恰恰可以放在圓明新園。”
圓明新園建設和管理按照國家5A級景區的標準,并力圖在整個過程中最大程度地體現完美。已開放的春苑景區擬定門票價格為280元/人次,夜游區域票價280元/人次,冰雕雪雕館及野生動物館則另行收費。這一價格制定的依據,來自圓明新園建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建筑用料成本。百姓會自己選擇,“如果覺得值得,大家仍然會買票游玩;如果覺得物無所值,也就不會來了。”
我的看法
看法一:在我看來,圓明園無論是一個旅游景點還是娛樂場所,都是一種歷史記憶,一種民族記憶,而殘敗的圓明園更能喚起國民的記憶,因為用傷痕來記住歷史,才能記得牢固,記得長久。無論復制多么宏偉壯闊的新圓明園都毫無意義,或許殘缺才是最美的,才能從靈魂深處震撼人心。
看法二:一方面,橫店仿建圓明園確實能夠讓游客回顧當初萬園之園的豪華與宏大,感慨于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頂峰實力。但是另一方面,圓明新園不過是一種對過去的懷念,然而這種“天朝上國”的迷夢是最不可擁有的,圓明新園在細節處肯定也比不上圓明園,那是一個皇室歷經多代搜集天下珍寶與能工巧匠而建成的,不相信圓明新園會那么有人性味,相比于殘缺不全的圓明園盡管它要更加精準與堂皇。
看法三:復制的文化失去了醇厚清冽的馨香,橫店圓明園仿照圓明園,雖然顯示了其恢弘的規模,華美的藝術品,但是卻給人撲面而來的是金錢氣息,不像歷史上的圓明園,雖經大火灼燒,僅留下焦黑的遺跡,但其經受摧殘的滄桑之美震撼人心。
看法四:新建圓明園,不僅重現曾經歷史文化的輝煌,加強國人的文化自信,更是與現在被英法聯軍燒毀的圓明園遺址形成鮮明的對比,使國人勿忘國恥,自強不息。至于是不是勞民傷財,我覺得這應該純粹是自愿的問題,既然有人愿意投資,就說明商家肯定是有了充分的估算的,新建的圓明園會創造新價值的。
2.年輕詩人王堯跳樓身亡
事件回顧:
2015年5月2日,90后詩人王堯在中國人民大學品園二樓的頂層縱身一躍,結束了年僅21歲的年輕生命。他也成為了繼海子、戈麥、顧城之后,又一位我們可能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斷的詩人。——在這份沒有年月的歷史上,每一頁都歪歪斜斜地寫滿了屈原、王國維、葉賽寧、茨維塔耶娃、馬雅可夫斯基彎曲的倒影……如果我們不那么刻板地定義詩人這個稱呼的話,這份墓志銘還應當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熱點時評
王堯死了。王堯不是第一個有歷史記載的自殺的詩人,并且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有歷史記載的自殺的詩人。歷史,本身就意味著一種譜系的建構與想象。就像我們今天會把海子、戈麥和王堯放在一起,把他們叫做“三個自殺的詩人”,再把這頁便簽紙貼到葉賽寧、本雅明的長長的花名冊里。他們就像霍格沃茲城堡里的魔法畫像,看似有聲有色、備受尊崇,實則被這樣的歷史敘事可以任意搬弄。我們今天在這里談論的一切,事實上也都將迅速地成為一種話語資源、一種事件樣態而被收編入某個特定的譜系。最終作為這個貧困時代的見證,或罪證。
海德格爾說:“人只能度過他終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意義問題的由來,并不是因為我們終有一死,而恰恰是只有我們知道自己終有一死。
在持續發酵的陣陣惋惜聲中,“為何詩人紛紛自殺?”也成為了隨之而來的一個尖銳問題。王堯生前好友景成認為,在一個詩歌被迅速邊緣化或淪為消費品的精神的“貧困時代”中,正是純粹詩歌本身的個體屬性和真誠品質,使得其與現代技術理性支配下的意義世界發生了不可避免的激烈沖撞,而時代精神的貧瘠荒蕪和真正詩人作為當代人對其刻骨銘心的痛苦感受,是造成詩人自殺的根本困境。
究竟是詩人出了問題,還是這個世界出了問題?詩人——作為對永恒事物、對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懷有最強烈和最真誠追求的靈魂,難道不應該成為最為忱惜當下、最為珍視光陰、最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無限的意義者嗎?然而,當一位位詩人紛紛選擇以自殺的方式提前結束造物者所指派的生命的時候,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有限的生命無論如何,都與詩人心中的無限的意義世界毫不相關。換句話說,生活是永遠不值得過的,無關長短。
有些人說:所有詩人心中都有那么一個美好的、詩意的、天國的彼岸世界,然后再變戲法式地說明所有詩人都身處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沖突當中,從而造成了詩人的悲劇命運……然而,或許正是這種二元對立的庸俗解讀,或許恰恰才是對詩人這一身份的莫大褻瀆,和對詩人自殺之意義的莫大嘲諷。
詩歌依然棲留在貧困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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