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吶喊》小說集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魯迅先生的作品。讀過那么多的文學作品，《吶喊》文集卻讓人讀過后蕩氣回腸，久久不能忘懷。《狂人日記》，“瘋言瘋語”可所說的卻未必不是真話。那本寫滿“吃人”的日記，是社會的真實寫照。恐怖的封建壓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條條靈魂;在仁義道德的面具下掩蓋的是吃人的本質。狂人說：“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在那樣的吃人社會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當一個吃人者，在哪里還有純白的靈魂?那是發自內心的狂呼。
任一個被壓迫，被禮教呀得喘不過氣的人都會自然而然的發出這樣的吶喊。可是，最為可悲的是，在封建禮教的壓迫與束縛下，人們卻沒有勇氣發出這樣的吶喊!狂人是幸福的，因為他的瘋，使他擺脫了封建禮教的對心靈的摧殘和壓迫，也只有瘋子才有權利擁有純凈的靈魂，希望這社會都是瘋子!科舉制度，八股取士，幾千年來抹殺了多少有識之士，磨去多少個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無數條沒有思想的，滿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為了那四書五經竭盡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為了功名盡折腰。
《孔乙己》是繼《狂入日記》后第二篇評擊封建禮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靈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窮因潦倒，被人們作為笑料;滿口仁義道德，卻為生活所迫也當起“梁上君子”，最終，死是對他最好的解脫，在封建壓迫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社會，只有死人和瘋子幸免于難，這是多么諷刺!《阿Q正傳》是《吶減》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
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戶曉，因為它“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魯迅《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即表現國民性的弱點。阿Q性格極其復雜，充滿矛盾。他質樸而又愚蠢，受盡剝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視現實，妄自尊大;對權勢者有著本能的不滿，表現出某種自發的朦娩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傳統觀念和正統思想的嚴重影響。但作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勝利法”(通稱“阿Q精神”)，即在接連不斷的失效中隨時幻想自己是勝利者，用以自寬自解，自欺欺人。這種精神勝利法使阿Q不能正視自己的悲慘地位并沉溺到更為屈辱的奴隸生活中去。沒有華麗的語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勝，在魯迅的作品里，表現的是他那憂國憂民的民族責任感，是他對中華民族的深深熱愛。他的作品尖銳有力評擊地評擊了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譽為徹底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聲春雷。他的言語犀利，像尖刀一樣直刺敵人的心臟。同時，魯迅先生也對生活在這樣社會的人們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希望通過《吶喊》小說集的吶喊，喚醒麻木的靈魂，被壓迫的人們，都來吶喊吧!都來反抗吧!
【篇二】
也不能說：魯迅是偉大的，然而談者太眾，以至失了新鮮感;又不能說：我這篇是不同的，我是想要說些不一樣的。所以，確乎是個困難的話題。然而，一本《吶喊》，薄而沉重，中國的學生們，無論如何算是讀了大半的，年來歲去，誰人讀起開篇自序里的字句能不唏噓自嘆的?有多少人到中年，累了歇了，坐椅子上一聲嘆息，連吐落的第一口氣里都有著疲憊的痕跡，于是他們能夠想到的，有時候惟有魯迅。一個民族文化的著落點，有失便就有重構，倘若說舊文化隳于五四，則新文化的構建，有一大部分乃可以說是從《吶喊》而起，這之間，有著總體與個人差異的說法，所公認的，是魯迅作為旗手，舉的標志物明白而輝煌。
在自序中，魯迅寫道：“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這是作者最初的困惑和最審慎的態度，得來的回答不夠令人滿意，卻現實功利且無可奈何。
一個問題浮現：究竟是誰人的吶喊聲?——關于吶喊者，關于吶喊本身。困惑首先在于魯迅的身份定位：知識分子否?還是作家?抑或學界同聲呼喚的啟蒙者?最切實際、最大的可能是三者兼具。我們意愿讀懂《吶喊》，向往理解作者，因而這是困境，也是高潮。
竹內好眼中的魯迅，是個孤獨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和近似于兒童的、相信純粹的文學的魯迅這種二律背反同時存在的矛盾同一”，恐怕也是由于看出了魯迅形象注定無法單一的歷史文化定位。
郜元寶有言，“在現代中國，純粹觀念形態的思想很難生根，能在現代中國生根的思想必須像魯迅的文學那樣，帶有個體生命的氣息，就是說，必須具有文學的形態。文學之外無思想”——能不能這樣說呢?正是由于魯迅身上既承傳了古士大夫們的風騷之骨，又顯露出新的社會階層敏銳的洞察和感悟力，且兼具之前所未有的時代啟蒙者的特殊方法論意義，其難得的完整性和客觀性決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首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建國前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歸類于資產階級，然而作家不是，甚而有眾多作家誓言與知識分子的固有身份定位決裂，如沈從文所宣稱的那樣。我們會發現，一旦歷史政治形勢與時代命運非正常的密切起來，此一現象便絕不單一。這種令人尷尬的情形似乎反映出特定歷史階段作家層與知識分子階層的剝離，縱然作為時代豐富性的標志之一，但卻造就了同時代文學最大的暗傷：斗爭無所不在，且都局限于當下和表層，無法深化作品主題，亦不能超脫自身于時代之外。
就知識分子、作家以及啟蒙者三個身份所涉及的范圍來說，知識分子最具私人性;作家由于其作品的公眾性，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大眾和普世原則;而啟蒙者這一身份，則反映出整個時代乃至超越時代的需要和寬泛，正如T.S.艾略特在其《傳統與個人才能》中所指出的，任何一個詩人或作家必然與其整個民族的歷史發生某種聯系，他們一面創出新的歷史份額，一面將自己添加進歷史，成為整體的一環——這是作為詩人或作家的必然和超然。
作為啟蒙者的作家或者說知識分子，他本身可能并不能非常清楚的反映出這一點，但他的身上定然有著集結整個時代最典型、最清晰且最能與歷史相協調的樣貌特質。而之于近現代的中國無可置辯的是，能夠超越時代，將進步的作家身份與知識分子的傳統近乎完美的結合，并創造性的賦予其難能的啟蒙者角色定位的，現代作家中，只有魯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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