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界和文學界有一種公認的說的那就是“史學不分家”。因此凡是喜歡寫作的人，大多數都喜歡讀史書，我也不例外。只是最近我博覽了中國思想家評傳后，不是對歷史，反而是對哲學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

　　哲學與社會兩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找規律。就從春秋來說吧，當時最有明的哲學家當數孔子和老子，他們兩個人針對諸國互相攻伐，王道已失的社會問題分別提出了相應的措施，最終形成了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儒家學說主張通過行禮而致仁，致仁而興王道的方法來解決社會發展的矛盾，道家則主張清靜無為的思想來解決社會發展的矛盾。后者的行為可以稱之為“出世”，前者的行為可以稱之為“入世”，這兩種行為的目的都是一致的，興內圣外王之道。可惜都失敗了。到了戰國時期，戰爭更加頻仍，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剛到手的利益，法家學說，墨家學說，相繼興起，儒家學說和道家學說則相繼發展，但最終只有法家學說才有能力結束當時的戰禍，還中華大地一個太平盛世。事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秦國經過“商秧”變法后，橫掃六國，一統華夏，中國的封建社會才真正穩固開始。法家學說不僅主張以法治國，還否定掉了神權，確立了君權至上的哲學觀點。從春秋戰國時社會的發展和哲學派別的興起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哲學是社會發展進程的產物，社會的發展，社會制度的變遷，社會的穩定又必須依靠哲學的力量來實現。另外，哲學產物又可以分為面對現實的而“入世”擔當情懷和躲避現實而“出世”的無為情懷。

　　上述的結論是既合理又科學，而且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秦漢時期，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漢武帝采用董仲書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儒家學說作用統治思想，同時，暗地里推行法家學說以便施行“以法治國”的方針。這些措施變成了封建王朝治國安邦的“封建化模式”，并且暫居了華夏五年年文明史的兩千年。哲學的作用不言自明。同時，中國歷史了重復著“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規律。在分分合合的歷史前進中，玄學興起，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竹林七賢”，以阮籍和稽康為首的魏晉先賢，為逃避戰亂的現實而追求內心的完美和精神自由，魏晉風流最終成為了遙遠的絕響。

　　而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康梁”以及孫中山等思想家為了救亡圖存，首先要進行的是思想改革，也就是哲學改革。辛亥革命才能在哲學力量和社會現況的共同作用下爆發，給中國以希望。又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魯迅面對社會現實，以文學為載體，通過傳播現實主義精神來洗禮著國人的思想，其效果眾所周知。并且魯迅的現實主義哲學文化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民間道教文化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

　　中國的哲學發展史成為了中國的歷史發展的舉輕若重之頁，以前是，現在也是，今后也將是。中國的哲學改革史成為了中國歷史前進和轉型的引擎，以前是，現在也是，今后也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經驗已經作出了證明，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必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