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夫婦2014年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稿

　　比爾·蓋茨：

　　2014屆畢業生，祝賀你們!能站在這里，梅琳達和我都很興奮。每一個收到邀請，能夠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講話的人都會又緊張又興奮——但我們尤其高興。

　　長久以來，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軟和我們的基金會青睞的大學之一，而現在它正迅速得到我們家族的喜愛。我們的原則是讓最聰明、最有創造力的人來解決最重要的問題。事實證明，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現在，有30多個我們基金會投資的研究項目都在斯坦福開展。當我們想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統從而幫助治愈絕癥時，我們與斯坦福開展了合作;當我們想了解美國高等教育狀況的變化以便使更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讀得起大學時，我們又一次與斯坦福展開了合作。

　　這里天才匯聚，思想靈活——人們對變化持開放態度，對新鮮事物充滿了渴望。人們在這里可以饒有興味地一窺未來。

　　梅琳達：

　　有些人叫你們“呆子”——而你們則自豪地接受了這一綽號。

　　比爾·蓋茨：

　　我們也是如此。

　　在這所斯坦福的校園里發生著許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達和我用一個詞來說明我們對這里的熱愛，那么這個詞是“樂觀”。在這里有一種極富感染力的氛圍，即創新幾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激勵下，我于1975年離開了這所位于波士頓郊區的學校，并從此一去不回頭。我相信，計算機和軟件的魔力能夠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變得更強大，并使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

　　自那時起已經過了將近40年，而梅琳達和我也已經結婚20年。如今我們比以往更加樂觀。但在我們共同的旅程中，樂觀精神是逐漸延續的。今天，我們希望將自己學到的傳授給你們——并且告訴你們，我們大家的樂觀精神將會如何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羅·艾倫和我初創微軟時，我們想讓人們獲得計算機和軟件的力量——這是我們使用的一種比喻性說法。在這個領域中的一本開創性書籍的封面上有一只舉起的拳頭，書名叫做《計算機的解放》。在那時，只有大公司才能買得起計算機。我們想使普通人也也能買得起——并且使電腦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見證了個人計算機使人們獲得的深遠力量。但這種成功又帶來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擁有了計算機，而窮人家的孩子無法擁有，那么技術反而會使不公平的狀況加劇。這種狀況違背了我們的核心信念——技術應當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們致力于縮小這種“數字鴻溝”。我將它作為微軟發展的重中之重，梅琳達和我將它作為基金會早期發展的重點——向公共圖書館捐獻個人電腦并保證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訪非洲時，“數字鴻溝”是我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我是因公務去的那里，因此大部分時間我都在約翰內斯堡的市中心開會。期間，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戶人家里。那時距納爾遜·曼德拉被選舉為南非總統從而標志著種族隔離的結束僅僅過去了三年時間。當我坐下來，與那戶人家的主人們一起用餐時，他們就搖鈴，將管家喚過來為他們服務。用餐結束后，男女賓客會分開，男士們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時我想，“還好我讀過簡·奧斯汀的書，否則根本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維托，這是一個位于約翰內斯堡西南方向的貧窮小鎮，這里曾經是一個反種族隔離運動的中心。

　　從市區到這個小鎮只有很短一段距離，但進入小鎮的那一刻我非常震驚，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諧。我進入了一個與我的國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維托之行早早地就為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軟向那里的一個社區中心捐贈了計算機和軟件——這些事是我們在美國就曾做過的。但我很快明白過來，這里并不是美國。

　　我曾閱讀過有關貧困的數據，但我從未真正見過貧窮。那里的人們住在皺巴巴的鐵皮棚子里，里面不通電、不通水，也沒有廁所。大多數人都不穿鞋，赤著腳走在街上——只不過那里也沒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軋出的一條條車轍。

　　社區中心沒有接入穩定的電源，因此人們裝配了一條長達200英尺的延長電纜，從外面的一個柴油發動機接入到社區中心。看著這堆裝備，我知道，現場的記者們和我一離開，發電機就會被挪走，去解決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社區中心的使用者們也會回去，繼續為生活的挑戰而憂心忡忡，因為個人計算機并不能為他們解決這些挑戰。

　　當我對媒體發表已經準備好的評論時，我說：“我們在索維托所做的是一個里程碑。以后我們就會知道，先進技術是否會將發展中國家拋在后面。我們所做的將會縮小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

　　讀出這些句子時，我明白它們都是些不相干的話。我沒有說出的是：“順便提一下，我們并沒有關注這樣一個事實——這片大陸上每年有50萬人死于瘧疾。但是我們非常確定，將會為你們帶去計算機”。

　　去索維托之前，我以為自己理解這世上的問題，但我卻對那些最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我所見到的讓我大為吃驚，因此我必須問自己，“我還相信創新能夠解決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問題嗎”?

　　我對自己承諾，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導致人們貧窮的原因。

　　多年以來，梅琳達和我的確越來越多地了解了貧窮的人們最迫切的需求。后來有一次去南非時，我探訪了一家治療耐多藥肺結核(MDR-TB)的醫院，這種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記得那家醫院，那里充斥著絕望。那里有著巨大而開闊的病房，許多病人穿著睡衣，戴著口罩，腳步沉重地走來走去。

　　醫院里有一層是兒童病區，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嬰兒。這里有一個小小的學校，身體狀況足夠好的孩子可以在這里學習，但是許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見好轉，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開著學校。

　　我與這里一位30出頭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結核醫院工作的時候，她開始咳嗽。然后她去看了醫生，醫生告訴她，她感染了抗藥性肺結核。后來，她又被診斷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沒有多少時間了，但還是有許多MDR患者等著在她騰出床位之后占據她的床。

　　那是一個地獄，那里的人們都在死亡名單上等候著。

　　但是面對地獄，我的樂觀精神并沒有減退，反而使我變得更加樂觀。我上了車，對與我們共事的醫生說：“是的，我知道MDR-TB很難治愈。但我們應該能為這些人做一些事”。我們在今年進入了一項新的肺結核藥物療法的第三階段。根據參與療法的病人的反饋，以前18個月的治療費用為2000美元，治愈率只有50%，而如今六個月的治療費用在100美元以下，治愈率能達到80%到90%。失敗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們經常會把樂觀當作虛假的希望加以摒棄，但同樣存在著虛假的絕望。

　　正是這種態度宣稱，我們無法打敗貧窮和疾病。

　　但我們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