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中，最另類的當屬法家學派。儒、墨、道三家至多是創立學說或是躬身實踐，法家則不然，法家的思想學說是要拿生命作交換的，用流血的方式來奠基。流血犧牲的不僅僅是平民或貴族，其中還有法家的人物。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商鞅與韓非。

　　商鞅之死，簡而言之是因為其得罪了太子贏駟這個未來的國君。韓非則不一樣，司馬太史說韓非死得很冤，入秦沒多久就被下獄致死。連自己的主張和抱負都來不及實現，就被李斯、姚賈陷害，死在了云陽大獄里。最為法家最杰出的代表，法術勢最后的集大成者，韓非理應是個大陰謀家，但為什么就是斗不過同樣是陰謀家的同學、大秦廷尉李斯呢？

　　從表面上看，韓非之死是因為李、姚二人的陷害。然究其本因，韓非是死在自己的學說上的，是死在自己手里的。

　　作為韓國的王族子弟卻無法實現自己的主張。于是韓非閉門著書，在此期間寫下了《說難》一文。所謂“說難”即游說國君之難。而且，只要你一不小心，就會把自己的命給搭進去。但是，作為專制主義代表的法家一旦離開宣傳、游說人主，便一無所用其技。所以即便知道游說之難，也要義無反顧地去游說君王。

　　其實從韓非入秦到韓非死于云陽大獄這一過程可以清楚的知曉，韓非只能算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與陰謀學家，而非一個合格的實踐者。這就是為什么韓非會斗不過同樣是陰謀家的李斯。韓非自己在《說難》中坦言：“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然而韓非卻給秦王寫了一道書，大談存韓之益處。韓非自稱韓國早已“與郡縣無異”，并稱秦國應該攻打的應該是趙國，因為趙國“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趙國才是秦國的首要敵人，而韓國早已形同秦國的郡縣了，不具有威脅秦國的能力。秦國若是攻打韓國，只會讓“天下明趙氏之計”，對秦國沒什么好處。此外，韓非還當著秦王的面指責姚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于諸侯”。還因為姚賈的“前科”要秦王注意。就這樣，韓非與姚賈結下了梁子。不過，韓非也許不知道，他存的韓書，同時也和秦王結下了梁子，讓嬴政對韓非的好感度與狂熱度驟然下降。

　　不得不說，韓非其實很可憐，他總結的除陰奸之計，到頭來卻把自己給除了。而且，嬴政是絕對不會后悔殺死韓非的，他會把韓非的理論變成實踐，但絕對不會要一個礙事的韓非。司馬遷所謂的“后悔”只是聯系到了自己而發出的一廂情愿的感慨而已，畢竟他是司馬遷而不是嬴政，他怎么會知道嬴政的思量。他只是把秦王與韓非的關系強加到了自己與劉徹之間的關系之上。連司馬遷自己都說“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當時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解而開罪武帝，所以才會把自己的處境與韓非聯系起來。故司馬遷言秦王悔，實則希望武帝會后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