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啟蒙老師——王廷英大爺于今年清明后不久去逝了。我回想起王老師從前教我們時的音容笑貌，不知不覺中生發出深深的思念之情，總想拿起筆寫出來，以表達我的哀思。

　　王老師和我們同一個村子，而且是同姓。按輩份我應稱呼其為大伯，但我們這里把大伯呼作大爺。在我入學前并沒有見過，因為他那時是公辦教師，家里沒有自留地，一直住在學校。學校離我們村不足二里路。兩排房子，多是草房。那時王老師住著兩小間草房，當門一間隔作南北兩半，近門靠西墻是泥巴壘的灶臺，靠東墻則放著一張案板；而那北面的半間大約是其兒子的臥室。里面一間是王老師的臥室兼辦公室。聽大人說，師母早年去世，留下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孩，已送親戚；小的是男孩兒正在上學。

　　我應該是71年初入學。剛過正月十五，春寒料峭。我穿著一件紅色灑花小大衣，和同村的孩子一起，隨著一位家長去報名了。出村向南約一里地，翻過一道水灣溝，再走上半里多路，就到學校了。我們走過學校圍墻東側一棵異常高大的柳樹下，來到了校園南面的正門。

　　同來的家長領著我們去報名了。其時我是第一次見到王廷英大爺，他那時大約四十歲，坐在那里，偏梳的頭發，圍著一條淺灰色的圍巾。人很高大。一邊鬢角之下，有一塊很顯眼的瘡疤。他的門牙挺長，見到人總是一副和善微笑的樣子。那位家長和王老師說著話，一一給我們報了名。

　　從此我便跟隨王老師上學了。那時學生的學名皆由老師來起的，這樣，一位語文老師就要為幾十個學生起名字。開學前幾天，老師是要一一點名的，這樣便于老師把名字與學生對上號。可是一連幾天，王老師也沒有為我取好名兒。直到一周后，他才為我選定了現在的名字。可想那時他是很費了一番腦筋的。

　　那時的學生是沒有課桌的，學生趴在木板上。那木板約半寸厚，兩頭釘上小木條作橫梁，以防裂開。兩端用泥墩支起，人若坐在木板中間竟可一顛一顛地上下簸動，甚是好玩。這木板叫號板。那時我們趴的是較短的一種，排在兩邊，中間是走道。每一張號板趴四人或五人。

　　王老師是教語文的。當清脆的上課鈴聲響起，王老師便一手端著木制方形粉筆盒，一手拿著課本和教鞭走來了。當走近教室時他就會緊走幾步蹬上講臺，步伐矯健有力，顯得精神飽滿，神采奕奕。他把教具放下，然后面向黑板上方的毛主席畫像站定，口里嚴肅而大聲地說：“起立！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致敬！”說著自已深深地鞠上一躬，我們也跟著彎腰鞠躬。然后坐下開始學習。

　　我記憶最清的是王老師教我們漢語拼音。他把字母工工整整地寫在黑板上，然后用教鞭指著一遍又一遍地領讀。他的聲音柔緩而洪亮，那樣專注，臉上完全沒有了平日的微笑。我們背著小手，挺直地坐著，一遍遍地齊聲跟讀。

　　王老師是四鄉公認的好老師，他的態度是那樣和藹，面容是那樣慈祥，對學生是那樣關心。在那時，我們寫作業用的鉛筆都是由王老師削好的。每次寫字前，他把事先削好的鉛筆一一發給我們，下課時再一一收回；他利用課余時間一支支地為我們削好，下次再發。就這樣他每天都要花上好長時間為我們削筆。

　　那一年的冬天，下了大雪，天氣非常寒冷。有一次，臨上學時，父親告訴我放學時他來學校接我，于是到中午放學時，我就真的在教室里等父親了。王老師看到我和一個學生沒有走，就把我們領到他的家里，說天氣冷，做面條給我們吃。他放下手里的教具，馬上挽起袖子開始和面了——和了挺大的一塊面。和好后就用搟杖搟了起來。他本來身材高大，案板又矮，所以他搟面時必須深深地彎下腰去。他先把面團搟成面餅，再一次次地把面餅卷在搟杖上，滾動，展開，然后再卷起，再滾動，再展開，就這樣在一次次地重復中面皮越來越大，最后覆蓋了整個案板。這時他才直了直腰，露出了一臉的輕松。

　　恰在此時，我的父親來到學校接我了。王老師執意要我住下，說：“你看我搟這么多面條，我自己一個人幾天才能吃完？”但父親不愿叨擾王老師，硬是把我帶走了。

　　現在王老師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但我們師生共處的那些日子卻永遠保留在我的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