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是一股怪異的風。風流、風韻、風神、風度、風姿、風華、風范、風骨……是對那個時代，那群傲然于眾生之外的清士狂客的最好詮釋。

　　他們生活在一個后英雄的時代：他們的先輩在漢末轟轟烈烈地鬧了一場，留下一個個讓千百年的文人騷客傷懷、吟詠、嘆息的故事。青梅煮酒、鼎足三分……英雄的故事是令人欽羨的，尤其是許許多多的英雄在一起演繹的故事。然而可悲的是，英雄相繼去世了，小人們卻依然在歷史的舞臺上跳著令人作嘔的舞蹈，滑稽可笑。

　　他們不在亂世，又不屑與小丑們為伍；他們心中自有英雄，無奈安逸的王朝不需要英雄；他們胸中有萬古文章，卻無處施展——他們不是陰毒狠辣的政客，也不是阿諛諂媚的奴才。他們所有的似乎只有名望，但名望更有可能給隱士帶來殺身之禍。范曄如此，何晏也是如此。

　　于是他們似乎便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于是就有“竹林七賢”那般狂放的舉動。他們最喜歡的是朋友和酒，能相與的人不多，于是只好盈車滿載地喝，放縱或是逃避。醉了，就不必再理會世俗瑣碎，任思緒在無盡天宇中徜徉。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婦人之言，切不可聽！”仿佛酒是生存之第一要務，這種超拔的態度，是一種坦然。但喝酒是為了什么？阮籍大醉月余，以避司馬炎的提親，固然可說是蔑視權貴甚至是皇權，可又何嘗不能說是一種畏懼？“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他任著木車游蕩，走一路哭一路，陪伴他的只有酒。他是因文化的前途而茫然？那酒不過是麻痹精神的毒藥。他不守禮法，收到母親的死訊仍飲酒數升，又大口嘔血，心中悲慟自不必說，但酒想來不過是他反對禮法的工具。

　　魯迅說，魏晉名士看似不守禮，其實恰恰是最守禮的，只是他們心中的禮與統治者所要的相去甚遠。余秋雨說，真正守禮者往往去除了禮法的表象而直達規范的核心。看看嵇康訓子的內容，完全是恪守著他所不屑所謂“禮法”。于是漸漸明白，他們肩上承擔的，是尋找文化方向的重任，然而他們卻又不愿自己的子侄背負這壓力，便產生了行為的怪異，上下三個年封建歷史，沒有早一刻，沒有晚一刻，偏偏找到了他們。他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選擇燃燒，讓光和熱抵抗著黑暗的侵蝕。于是，他們也只能默默承受著孤獨，以酒為伴。嵇康打鐵，阮籍長嘯，拷問著自己的心靈，聲振九霄。讓這么一團火，燒透黑暗的籠罩，往前可能就是桃源。

　　那么，就任這怪異地風吹吧。在風中舞動的，是在封建強權的桎梏下，掙扎、反抗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