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年來，我們這個教師之家多次喬遷，如今一個大家已一分為三：三個小家庭居住新房的總面積是240平方米，除以第一次搬家前全家共住的那間12平方米老舊的窩居，獲取的是一個令自己都吃驚的數字——20！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我們家的居住面積足足被幸福地擴大了20倍！數字的巧合也許有些偶然，但卻是隨著教師地位不斷變遷而折射出的一個必然。

　　上個世紀50年代，我家是一個普通的小家：父母是教書匠，我和哥哥是讀書郎。一家四口像一條小船，平靜而簡單地靠泊在這個不大的城市里。可恨那“文革”的颶風一下無情將其撕成四段拋向東西南北。70年代初只有到了春節，一家四口人才能艱難地團聚在這個12平方米擠擠的單間里，相濡以沫，度過那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

　　文革后期我們在外的三人陸續調回了，行李一多，12平方米的空間實在擠住不下，父母幾經努力和哀求，終于借得宿舍樓樓梯底下一個低矮的雜物間供我棲身。要知道那可是木制的樓梯，上上下下的腳步動不動就從頭頂踩過；常有半夜踏步高歌的，那聲浪更是震得我噩夢連連。哥哥住在市郊的工棚里，星期天回家就時就拆掉飯桌，打一個地鋪過夜。“四人幫”垮臺后，知識分子的日子開始有了轉機，家里有了兩個單間，面積一下擴大了一倍，哥哥結婚由此有了一間難得的“新房”。不久被中斷了十年的高考恢復了，讓渴望讀書的人們有了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教師這一家庭出身也因此由不利因素變成了有利條件。一番拼搏，我和哥哥先后接到了錄取通知書，雙雙從打工仔變成了大學生。我還得以告別那個日夜如雷貫耳的雜物間，搬到了學生宿舍。雜物間變成了父母的書庫，被封存了十年的教科書在此重見天日，父母雙雙從“牛欄”又回到了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