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老師的生命已是深秋了，如一片黃葉掛在樹梢，搖搖欲墜。

　　站在陽臺上，默默望著火紅的的夕陽火紅的晚霞，沉思夕陽走過的路，也沉思我在中學走過的路。

　　八十年代末，隨著父母從北到南的搬遷，讓我無可選擇又必須選擇的來到這個身處城鄉結合處的偏僻的學校。好歹是重點，姐姐如是說。

　　學校的院子大而空寂，除了教學樓和圖書館外，其余的都是矮小簡陋的平房。沿著彎彎繞繞延伸到各個角落的水泥路面，盡頭那間最為破舊的就是姜老師的“府第”了。沒有院墻的房子對面有一棵梧桐樹，伸展的枝葉左右斜逸著，曉風吹過，說不盡的柔媚婉逸。窗只有一扇，斑駁著紅色的漆，窗臺上永無變動的擺著一雙白邊圓口布鞋，一穿四十年的布衣教書匠就穿著這樣的鞋走進我們的教室。

　　初識姜老師，有數不清的厭惡，不是班主任老師的他話很多，要都是天文地理歷史的也還好，反正他很博學，好象無所不能，（這有許多同學惡作劇地考問他為例，很多，不詳述）怕就怕他百事忙，上課打個瞌睡看本閑書都成了他嘮叨的重點，幾次三番后，一貫懶散的我對他的勸告反感至及。那時，我一心想調到不是他任課的班上。

　　可是，后來發生的一些事卻改變了我的念頭。

　　那次考試好象很重要，一改平日小考的規矩，一人一張桌子，兩個監考老師輪流地在教室巡查。我有些緊張，急急忙忙地答著平時很少復習的題，這時我桌后的歡用筆捅了我一下，我微微回頭，她正擠眉弄眼的拎起卷子指著第四題，一副求告的意思，我心里更急，一時脫口而出，“我也沒作呢！”這一聲并不高，但在靜謐的教室里卻如響雷，同學們紛紛抬起頭來，向我們張望著。監考的女教師聞聲奔過來，不問青紅皂白沒收了我的卷子，我流著眼淚低著頭向外走去，這時監考的另一位老師，也就是姜老師在關鍵時刻說了一句，讓她回去作吧，她又沒有作弊，這樣轟她出去，也許會影響她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