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語文第四冊第四單元中的關漢卿《竇娥冤》（節選）時，首先必須注意到這是一篇中國古代戲曲，而不是一篇文言文。惟有如此定位，教學此篇課文才不會局限于字面的理解，也才不會認為對文本中用典理解的障礙與對字詞理解的障礙一樣，都只是表層的，借助資料就能解決的問題。作為文言課文，確乎存在一個在“字詞句串講”和“分析鑒賞”這兩“極”間尋求“平衡”的問題，而作為戲曲作品的《竇娥冤》的學習目的，毫無疑問，應該是定位于培養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而絕不可能等同于一般文言課文以培養學生“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為目的。

　　戲劇這一文學樣式，不少高中生原本就不大喜歡，而且這一文學樣式是適宜表演與觀看的，我們的閱讀只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欣賞手段。尤其是中國古代戲曲，能夠真正讀懂的人又有幾個呢，更別提喜歡并且欣賞了。就語言特征而言，元雜劇作品的典型共性（其實也是我國傳統戲曲的總體特征）是“語言比較通俗，多用口語”。──不僅元雜劇中的“賓白”（人物對話）是這樣，即便是劇本中的“曲詞（唱詞）也注意口語化”（人教社２００４版高中語文第四冊１４１頁“古代戲曲鑒賞”）。雖然具有“口語化”特征，“戲曲作為表演藝術，語言通俗，才能使演員宜于演唱，聽眾容易接受，做到雅俗共賞。”（人教社２００４版高中語文第四冊１４１頁“古代戲曲鑒賞”）可是我們今人閱讀《竇娥冤》等元雜劇時，對其語言仍然感到相當陌生。面對《竇娥冤》時，同面對《促織》一樣有著語言理解上的困難與障礙，但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古代戲曲與中國古代散文（文言文）、中國古代小說在語言上有著較大區別的。中國古代散文的閱讀與賞析，可以從所積累的文言實詞、虛詞、句式等入手，可以根據上下文語境來猜測字詞句的意思，而且朗讀時大多是可以朗朗上口的，能夠從大體上去把握其內容的。而中國古代小說即明清小說也是比較容易閱讀的，因為其故事情節較強，即使是白話文言文的章回體小說《三國演義》，相對中國古代戲曲而言，還是比較淺顯易懂的。而中國古代戲曲語言很多是當時戲劇家創作時期的特定口語，距離我們現今的口語時間太久遠，并且口語有太多的變化，這是我們讀者特別是高中生較難接受的。不結合下面的注釋是很難確切把握其涵義的，如《竇娥冤》中的“磨旗（搖旗）”，“糊突（混淆）”等。正如王國維先生所說：“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字上所未有也。”因此，在閱讀中國古代戲曲時，大部分的學生都會認為不好理解、不順暢太拗口。為此，我們教師在教學中國古代戲曲時，該如何進行教學目標定位，又如何進行課堂教學設計，這些問題都將影響著課堂教學的成敗。

　　第二，關于中國古代戲曲常識，高中學生知之甚少或者不甚熟悉。中國古代戲曲里面的人物名稱具有明顯的時代口語特點，如果沒有掌握相關的古代戲曲常識，是無法準確把握其人物角色變換的。同時唱詞的唱曲人也是變化的，學生有時甚至弄不清楚哪些曲詞是由哪個人物角色來演唱的。特別是元代雜劇與明清傳奇人物角色名稱以及戲曲樣式區別較大，高中生若沒有把握這一方面的戲曲常識，是較難實現閱讀元代雜劇與明清傳奇的心理轉變。當然，戲曲所傳遞出來的故事也是可以吸引學生的眼球的。但是戲曲其情感思想可把握，而其戲曲藝術形式及唱詞所蘊涵的深刻意義卻是難以駕馭與把握的。只有深入鑒賞戲曲語言和藝術手法，才能領悟其藝術魅力及深刻韻味。從總體上說，中國古代戲曲遠不及中國古代小說、散文、詩歌那樣容易為高中生閱讀接受。

　　第三，高中生在接觸中國古代戲曲時，除了因語言特征及戲曲樣式難以接受所形成的畏難情緒外，還有著極強烈的功利目的情緒。不少高中生認為高考又不考查中國古代戲曲鑒賞，只是考查中國古代詩詞及中國古代散文（文言文）的理解與鑒賞。因此對已較難閱讀的中國古代戲曲就更不感興趣了。

　　針對《竇娥冤》的文體特點及高中生閱讀中國古代戲曲時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在設計《竇娥冤》的課堂教學步驟及教學目標、重難點時，我抓住文章的“單元要求”指出，“戲曲語言和藝術手法的鑒賞”，是古代戲曲作品鑒賞的“教學重點”。另外，根據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２００３年版）中“閱讀與鑒賞”的要求，“學習鑒賞中外文學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語言，領悟作品的豐富內涵，體會其藝術表現力”，“在閱讀鑒賞中，了解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文學體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現手法。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關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涵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第八頁）有了這些依據，可以說，“典故運用”是《竇娥冤》這一作品解讀與鑒賞的有效鑰匙。典故的理解，正是學生解讀《竇娥冤》的難點，而這一難點，也恰恰是這一戲劇作品鑒賞的重點所在。

　　典故是古典文學作品教學繞不開的話題。所謂“典故”，是“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辭海》），典故凝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底蘊，運用典故是古典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藝術表現手法之一。典故生動、形象具有強烈的情感說服力，并使得作品語言凝練簡潔。所以，在課堂內圍繞著典故所開展的教學活動是富有價值的，教師有責任引導學生掌握解讀典故的鑰匙，感受典故的精髓。《竇娥冤》中竇娥臨刑前發下三樁誓愿時所涉及到的四個典故本身就是具有豐富內涵的特殊言語形式，語文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時有必要對它們做層層深入的探究，使學生從中獲得文學、文化方面的滋養。同時，也可以“通過感悟、品味、理解典故，使學生的語言感受力、理解力獲得一定的提升”。

　　在《竇娥冤》的教學設計中，我始終圍繞著學生對四個典故理解的語感圖式，設置了由簡到繁，由易到難的教學過程，將典故學習分解為“復述四個典故的具體內容──解析四個典故的相似之處──探求四個典故的時空跨越──領悟四個典故的文本作用──回顧古典詩詞的典故運用”等五個步驟進行，并且以學生小組討論、各抒己見為教學形式，讓學生完成復述了解典故到探求領悟典故再到回顧使用典故的語感的層次遞進。實現“注重個性化的閱讀，充分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知識積累，在主動積極的思維和情感活動中，獲得獨特的感受和體驗，學習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發展想象能力、思辯能力和批判能力”，“注重合作學習，養成相互切磋的習慣。樂于與他人交流自己的閱讀鑒賞心得，展示自己的讀書成果”等教學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２００３年版）第九頁）

　　面對教材，面對課文，成熟而清醒的教師都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不可能是教材有什么我們教師就教什么、學生就學什么，必須對教材（課文）的教學價值進行合理的“定位”。一篇課文尤其是經典作品必然同時具備許多教學價值。“文學作品，即便是一首短詩，也有近乎無窮的含蘊，無必要也不可能將所有觀照角度的所有內涵均開發為課程內容。能成為現實內容的，只能是某些角度的觀照”。（王榮生《新課標與“語文教學內容”》廣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０頁）像《竇娥冤》這樣一篇經典文學作品，其潛在的教學內容是無限的。可是面對這些潛在的東西，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應該切實抓住屬于語文的東西，凸現和挖掘語文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