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西方翻譯活動自古皆存，但翻譯研究的確立，則是在美國翻譯理論家詹姆士·霍姆斯(James Holmes)發表的題為“翻譯研究的名與實”論文之后。該論文構建了翻譯學的基本框架，翻譯也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登上學界的舞臺。

　　在中國，不少翻譯學理論問題一直受到關注，也不乏多種設想和描述，但總的來說，依然缺乏系統性的研究框架，更多的是沿用了西方的翻譯學研究體系。世紀之交，“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逐步受到挑戰，對構建一個基于東方思維的翻譯理論的需求愈大。生態翻譯學( eco-translatology) 是近年來由中國學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譯理論，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從翻譯生態的視角出發構建的。這一翻譯理論的建立，對翻譯活動、翻譯過程乃至翻譯教學，都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國際化、專業化、技術化的翻譯市場給新技術提供了需求，教學中補充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的訓練也是大勢所趨。而計算機輔助翻譯技術區別于機器翻譯，是以譯者的主動性為核心，與生態翻譯學的理念相符。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以這一翻譯視角來把握翻譯教學的理念方向，探索計算機輔助翻譯教學實踐方法。

　　2 生態翻譯學概述

　　生態翻譯學將生態學(Ecology)和翻譯學(Translatology)結合起來，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綜觀，是一項具有跨學科性質的交叉研究。

　　生態翻譯學理論根據達爾文進化論的“適應/選擇”為基本原理和思想指導，將翻譯定義為“以譯者為主導、以文本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轉換為宗旨，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而對文本進行移植的選擇活動”。這一定義，將翻譯研究視野擴展到了整體翻譯生態(譯境)、文本生態(譯本)和“翻譯群落”生態(譯者)，探討此三者關系。

　　一方面，譯者適者生存、發展;譯品適者生存、長效;另一方面，這三者以譯境為限，以譯本為據，以人為本，體現較強的邏輯性、科學性和實踐性。換言之，這一解讀將譯者作為整個翻譯過程的核心，結合原文、源語、譯文這三者的生態環境，互相關聯讀者、文化、語言、作者和社會交際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