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贊中華》篇里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于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抬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斗爭，跟社會斗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別是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里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靜，覺著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面，可是還得等著瞧呢。

　　青年反抗傳統，反抗社會，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們低頭受壓，使不出大力氣，見得沉靜罷了。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鬧別扭是常見的，正是壓制與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兩代的斗爭，漢朝的賈誼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總是在統治的地位，老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老年時代，青年人勢力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時，就是青年時代。老年和青年的勢力互為消長，中年人卻總是在位，因此無所謂中年時代。老年人的衰朽，是過去，青年人還幼稚，是將來，占有現在的只是中年人。他們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譏笑前者，煩厭后者。安慰還是順的，培植卻常是逆的，所以更難。培植是憑中年人的學識經驗做標準，大致要養成有為有守愛人愛物的中國人。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他們不甘心在理想還未疲倦的時候就被壓進典型里去，所以總是掙扎著，在憧憬那海闊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為什么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說是時代病。其實這倒是成德達材的大路;壓迫的，掙扎著，材德的達成就在這兩種力的平衡里。這兩種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著，自古已然，不過現在更其表面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