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是一位溫和的知識分子，他在四十年代那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是一個能被許多人接受的，他在清華和西南聯(lián)大做了許多年的中文系主任，是一個能辦具體事的人，也愿意為人服務(wù)。

　　在政治上，他也不是完全向左靠，他是一個有獨(dú)立思想的人，他在政治上，并不向我們后來說的那樣。在一定意義上，他和陳寅恪是一樣的，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更看重自己的學(xué)術(shù)。

　　我們過去較少注意他和陳寅恪的關(guān)系，現(xiàn)在《朱自清全集》出齊了，我們從他留下來的日記中，能夠看出他在西南聯(lián)大和陳寅恪的來往比聞一多要多，那時朱自清對聞一多過于熱衷政治是有看法的，他在日記中就說過，聞一多在政治方面花得時間和精力太多，那時朱自清和陳寅恪的來往，也許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他們之間似乎有更多的相同之處。我把《朱自清日記》中有關(guān)和陳寅恪的來往抄在下面：

　　1932年11月4日：上午接陳寅恪先生來信，于課程有所簽注。(9卷，171頁，以下只注頁碼)

　　1933年2月25日：下午訪陳寅恪家，與竹同。(201頁)

　　1933年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公超、寅恪各談所藏西書善本，寅恪謂有《亞里斯多德(Aristotel)集釋》一種，時價值二三千元。又變孔云卿先生每日讀拉丁文籍。又變錢賓四《諸子系年》稿，謂做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諸說皆經(jīng)提要收入，而新見也多。最重要者說明《史記六國表》。但據(jù)《秦記》，不可信，《竹書紀(jì)年》系魏史，與秦之不通于上國者不同。諸子與紀(jì)年合，而《史記》年代多誤。謂縱橫之說，以為當(dāng)較晚于《史記》所載，此一大發(fā)明。寅恪云更可以據(jù)楚文楚二主名及《過秦論》中秦孝公之事證之。又論哲學(xué)史，以為漢魏晉一段甚難。寅恪談吐極佳，余第一次見其意興好也。(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