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散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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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散文評價
在現代文學史上，張愛玲這個名字越來越成為了一個絕世孑立的“傳奇”。身世是傳奇的，個性是傳奇的，才華是傳奇的，情感也是傳奇的……。傳奇則意味著現實的出格，意味著對俗世的背離，意味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本色上的那個張愛玲，無論是人生的態度，還是文學的趣味，都是現實主義的。這在她自己的文章里也屢有提及：“我喜歡差次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極度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所以我的小說里……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縱覽張愛玲的一生，也難說夠得上世俗意義上的傳奇標準，除了與生俱來的文學天賦與多少顯得不合時宜的孤僻乖張的性子，她的一生原也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對自己眼中那些許的小幸福憧憬與追逐的一生。
不過后來的人們是管不了這些的。讀者需要傳奇，因為時興的中產階級們需要一個文化的偶像引領著物質時代的新的生活方式；傳媒需要傳奇，因為出版商們與編輯者們需要更高的銷售額與關注度來充實荷包；這個世界也需要傳奇，因為沉悶刻板、平庸瑣碎的生活現實已經消磨著人到難以順暢呼吸的窒息程度。
一個作家的私人生活反而取代自己的作品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尤其當這個作家還是一位女性，是件值得可疑的事情。如果換做是一位女權主義者，她也許會因為認為這是大眾窺私欲望與男權意識的集體暴露而不無驕傲地說上一聲“不”。然而對于張愛玲來說，這一切或許也正是她所樂意看到，甚至曾刻意設計過的，正如她的文章喜歡“差次的對照的寫法”，人生在她眼里何嘗不是一次創作呢：非如此的喧囂和繁華，又怎能襯出人生底色上那原本蒼白的樸素與落寞？她或許是驕傲的，然而那驕傲也是小女人式的，更像是她在自己脆弱夢境與沉重現實間苦心經營的一道堤防，一旦遇見自己傾心的男子，便不戰自潰，感覺“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中去”。她的作品似乎是流露著女性關懷的，但那更像是一種同為女性的情感本能。她顯然從來沒有要替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同胞們充當社會代言人的政治性敘事的野心。對自己筆下的那些無疑處于弱勢者地位的女性們，她表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同情與悲憫，不如說更像是同類命運者的同病相憐。她的姿態，并不是先覺者對后進者的居高臨下，而是一種對等的平視，又刻意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距離，游離于故事角色們的視線之外，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著一出出世俗人生的悲歡。
這或許與張愛玲自己對時代、對歷史的體悟是相關的。她對時代的看法，正如同她對人生的打量，既帶著濃厚的虛無之感，同樣也充滿著惶惑不安的不可置信和懷疑。她并不認為時代的大趨勢是不斷前進著的，在她的眼里，“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
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對歷史、對時代的深深失望與悲觀，她確信了她筆下那些女子們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觀念并不是有問題和需要改進的。那只是弱小的人們面對巨大的不可把握的外部世界的本能反應，如同受驚的鼴鼠，只想退縮在狹小的洞穴中守住最后一點的安穩，才是實際可靠的，也是符合人生和世界真相的——恐怕這也正是她自己的人生態度吧！在一片時代不斷毀壞而成的荒蕪中，個人是如此的虛弱渺小，“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與其因為抱有太高的期望而最終難免失望，不如退而求諸其次。能拼命抓到手的，也只有一些實在的物資的歡娛和世俗的男女的溫情。可是對于一個在男權社會中處于被支配地位的女性來說，這點點的渴望也常常是不可靠的，需要企盼他人的施舍——人生便是如此的宿命和無力。
宿命感和無力感處處體現在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當中，成為她小說世界中永恒的基調和背景色，給人無法超脫也無處逃遁的悵惘與沉重。《十八春》里的曼楨，被自己的姐姐與姐夫那么樣地摧殘，然而終究也甘心順著那條路走了下去，到最后都沒有回頭，也沒有絲毫的掙扎與反抗。故事中的角色們，就是這么樣在時代與命運的逼迫下波瀾不驚逆來順受地活下來了，并且依然那么波瀾不驚逆來順受地繼續活下去。似乎他們自己并不是命運的承受者，而只是一個淡漠冷然的旁觀者——“傳奇”的世界里其實是沒有傳奇的。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不是超越性的，而只是對生活真實的白描。沒有意義的完成，也沒有境界的升華，有的只是沉重的現實的宿命和無力。然而連那宿命與無力都只是徒顯著意義的蒼白。悲劇之所以成為悲劇在于旁觀者的在場，而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關注度的缺乏將人生原本的悲劇含義也消解得蕩一干二凈，余下的只有一片顧影自憐的蒼涼。
蒼涼是張愛玲給自己下的定語，也是她對自己處身的時代和時代下的人生的獨到體味。說張愛玲是現代社會中的小資們的先聲，應該是不過分的：不像市儈主義者們徹底地欲望著和物質化，總有屬于自身精神世界的雅致與向往；但是也沒有理想主義家們充當精神殉難者的道德激情與文化野心，在生活的物資細節，尤其表現出極度的耐心與才情。連帶著張的文字風格，都給了后來小資們模仿的靈感。然而張愛玲與現代的小資們又存在著距離的，這距離，恐怕就是她思想底色的那一份蒼涼了。
作家們是無法脫離出自己的時代憑空而生的。魯迅是如此，張愛玲同樣是如此的。時代的'動蕩與慘淡促使了張愛玲的早熟早慧，這不僅僅是指張愛玲早年的家庭背景與童年經歷，也包括她于抗戰期間在香港的求生生涯。甚至也許主要正是那段經歷，在張愛玲的人生感悟上涂上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日軍的飛機在香港的上空呼嘯而過的時候，張愛玲的心頭肯定也不只一次掠過時代與個人、生活與死亡、真實與人性這類形而上問題的困惑與陰影。張愛玲與魯迅同樣承負著時代與生命虛無的重荷，沉重的虛無感把魯迅逼向了行動，成為一個以行動反抗虛無的存在主義哲學的身踐力行者。而張愛玲作為女性的個性與氣質使得她只能反轉身來把不停催逼著的虛無本身當作了審美的對象，從對人生蒼涼的無限品味中尋求著精神一時安穩的寄殼——時代的悲愴成就了張愛玲那份華麗的蒼涼。或許張愛玲自己多少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吧，就像她在《傾城之戀》的結尾所說：“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是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
張愛玲的時代的產物。時代的獨特性決定了張愛玲的不可復制。后世并不少為張愛玲的才華與個性所折服的人們，有意無意地模仿著她的文字風格、個性氣質和生活方式，然而張的思想深處那份時代的底色卻是無法仿制的。張愛玲式的蒼涼的境味悠長，在于她身后的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是如此的惘然與悲愴。失去了時代底子的烘襯，蒼涼也就不再具有歷史的凝重與滄桑，而蛻化成情感泛濫的俗套與賣弄才情的輕佻。
張愛玲對中國的這片土地無疑是深深熱愛與眷戀著的，在其他現代作家眼里只是徒顯著中國破敗與腐朽現況的世俗圖景，在張愛玲的筆下卻常常獨具中國式的古典韻味與風情。這種情感因為完全源自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而不摻糅著政治的成分，越發顯得純粹。然而深厚的鄉土之情并不能阻止她最終的出走。與其說是因為她對中國大陸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清晰認識，不如說是她那向來沉靜的現實主義的人生態度所使然。正是這種反傳奇的現實主義態度，最終使得她幸運地躲過了那些連迭不斷的政治運動，成全了張愛玲的這個“傳奇”——這或許就是命運的不可捉摸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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