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幅《校書圖》，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卷，一手拿著個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還是文具——在搔頭發，仿佛躊躇不決。下首有個撞兒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后的兩折大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環境優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兩只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臺灣兩個老人脫了鞋坐在矮石墻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么特色，脫鞋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極簡單扼要地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讓我們能接近否則無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并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里，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

　　寫反面人物，是否不應當進入內心，只能站在外面罵，或加以丑化?時至今日，現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當熟悉，對我們自己的傳統小說的精深也有新的認識，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該是多余的。但是，似乎還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對敵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過細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為了解是原怨的初步 ?如果了解導向原有，了解這種人也更可能導向鄙夷。缺乏了解，才會把罪惡神化，成為與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偉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撤旦教派”、“黑彌撒”還有它的魅力。